·“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你患上对侧乳腺癌，死亡风险会上升。但（使用双侧乳房切除术）预防它，也并不能提高你的存活率。”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5日，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的研究分析了乳腺癌三种手术方式后复发率和死亡率的数据。结果表明，接受双侧乳房切除术的女性患者的对侧乳腺癌风险显著降低，但其死亡率与其他手术方式相近；另一侧乳房患上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女性死亡风险提高了四倍，但尚不清楚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作为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乳腺癌几乎占据了女性癌症病例的四分之一和癌症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2021年美国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达到272454例，而2022年有42211名女性死于乳腺癌。在中国，乳腺癌同样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2019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375484例，死亡病例数为96306例，其中女性占比分别为98.11%和97.08%。
乳腺癌是一种起源于乳腺组织的恶性肿瘤，主要分为导管癌和小叶癌，可以通过淋巴系统和血液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如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激素水平（如雌激素和孕激素）、生活方式因素（如饮食和体重）等。在临床表现方面，乳腺癌可能包括乳房肿块、乳头溢液、皮肤凹陷或变厚、乳房疼痛等现象，早期乳腺癌可能没有明显症状，通常通过筛查发现。
针对这一疾病，医学界有三种常见的手术方式：部分乳房切除术（只移除肿瘤及部分周围组织的简单手术）、单侧乳房切除术（只移除受影响的乳房，其目的是防止癌症在同一乳房复发）、双侧乳房切除术（防止癌症在任一乳房再次发生）。
非营利性网站Cancer Commons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显示，部分乳房切除术一直是乳腺癌的常规手术治疗方法，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主流。在1990-1995年间，约60%的I期乳腺癌患者选择了这种手术。与此同时，单侧乳房切除术的使用率也有所上升，而双侧乳房切除术的选择也从1998年的2%增加到2011年的12.3%。这种变化反映了患者对手术选择的不同偏好和心理需求，例如对癌症复发的担忧和减少随访检查的焦虑。
由于长期以来的数据表明，完全切除双侧乳房并不能提高生存率，因此外科医生并不倾向于推广双侧乳房切除术。然而有研究显示，接受部分乳房切除术或单侧乳房切除术后，部分患者的另一侧乳房发展出乳腺癌，这些患者有更高的死亡风险。
上述研究共纳入661270名单侧乳腺癌女性，根据手术选择，匹配为各有36028名女性的3个治疗组。在20年的随访中，部分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766例对侧乳腺癌，单侧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728例对侧乳腺癌，双侧乳房切除术组观察到97例对侧乳腺癌。部分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077人（8.54%），单侧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269人（9.07%），双侧乳房切除术组乳腺癌死亡人数共计3062人（8.50%）。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据生物医药行业媒体STAT报道，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女子学院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乳腺癌研究员史蒂文·纳罗德（Steven Narod）说，“如果你患上对侧乳腺癌，死亡风险会上升。但（使用双侧乳房切除术）预防它，也并不能提高你的存活率。”
尽管如此，纳罗德认为，这些数据不应该改变手术选择。这项研究提出了关于对侧乳腺癌以及乳腺癌如何转移和致命的关键问题。
对比部分乳房切除术和单侧乳房切除术的预后，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尽管同一乳房的复发与更差的预后相关，但接受部分乳房切除术和单侧乳房切除术的生存率并无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乳房切除术并没有降低转移性复发的风险。纳罗德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某些事情正在系统性地进行，肺、肝、脑和骨骼也可能受到影响。这也可能表明对侧乳腺癌是第一次乳腺癌的转移。”
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的乳腺外科医生西玛·汗（Seema Khan）认为这一解释存在潜在问题，因为许多被诊断出对侧乳腺癌的女性是在疾病已经无法治愈的晚期阶段发现的。部分增加的死亡风险是因为第二次发病时所处的阶段更糟。她还补充说，这并不是第一次有研究指出对侧乳腺癌可能导致更差的预后，但这一发现仍可能是实验技术或数据中某个尚未确定的缺陷造成的“人工发现”。
另一种观点是，第二个肿瘤的出现可能会促使从第一个肿瘤扩散到全身的恶性细胞更具侵袭性。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癌症研究员胡利奥·阿吉雷-吉索（Julio Aguirre-Ghiso）解释道，第一次癌症治疗后，这些早期的远处转移细胞处于休眠状态，如果没有发生其他变化，它们形成转移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在另一侧乳房出现第二个肿瘤，并且该肿瘤将自身细胞扩散到全身，就可能会加速原本会从第一次癌症中形成的转移。“这一研究的好处可能在于，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预防乳腺癌幸存者的转移性复发。”阿吉雷-吉索说。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乳腺外科医生和癌症研究员劳拉·艾瑟曼（Laura Esserman）表示，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选择哪种手术的因素仍然没有改变。许多患者仍然选择进行较为繁重的双侧乳房切除术，原因可能包括缓解焦虑、减少乳腺癌监测的不便、保留乳房可能携带增加癌症风险的BRCA1突变等。艾瑟曼认为，只要患者被充分告知手术选择不会改变他们的生存率，这些理由都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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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Laversanne M, Soerjomataram I, Jemal A,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21;71(3):209–49.
3.https://www.cdc.gov/united-states-cancer-statistics/publications/breast-cancer-stat-bite.html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7005424000061#tbl0001
5.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2885-022-09923-4
6.https://cancercommons.org/latest-insights/lumpectomy-versus-mastectomy-for-early-stage-breast-cancer/
7.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ncology/article-abstract/2821596?utm_campaign=articlePDF&utm_medium=articlePDFlink&utm_source=articlePDF&utm_content=jamaoncol.2024.2212
晶体管是集成电路的基本单元。正如水龙头的阀门可以调节水流的大小，晶体管也能够调控由电子或空穴等载流子形成电流的大小。
在通常情况下，载流子与周围环境处于热平衡状态，称为“稳态”；但通过电场加速等方法，可以提升载流子的能量，使其成为“热载流子”。如果能够有效操控这种高能的热载流子，并提高其浓度，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晶体管的速度和功能。
载流子受激发射效果图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通过使用石墨烯等材料，发明了一种“受激发射”新型热载流子生成机制，并构建了“热发射极”晶体管，得到了一种既可以降低功耗又具有“负电阻”功能的晶体管，有望用于设计集成度更高、功能更丰富的集成电路，研究成果8月15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该工作开辟了晶体管器件研究的新领域，为热载流子晶体管家族增添了新成员，并有望推动其在未来低功耗、多功能集成电路中广泛应用。
·报告提出的全部14个痴呆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听力受损、高血压、吸烟、肥胖、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糖尿病、过度饮酒、创伤性脑损伤、空气污染、社会孤立、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其指出，如果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控制这14个痴呆症危险因素，可预防或延迟近一半的病例发生。
当地时间2024年7月31日，《柳叶刀》（The Lancet）常设委员会更新第三版“痴呆预防、干预和照护重大报告”（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以下简称“报告”），在先前已经确定的12个影响痴呆的因素之上，新增了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这2个危险因素。
报告提出的全部14个痴呆危险因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听力受损、高血压、吸烟、肥胖、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糖尿病、过度饮酒、创伤性脑损伤、空气污染、社会孤立、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其指出，如果人们从儿童时期开始控制这14个痴呆症危险因素，可预防或延迟近一半的病例发生。
据报告，此前确定的12个危险因素大约与40%的痴呆病例有关。此次新增的2个危险因素大约与9%的痴呆病例相关，其中7%可归因于中年40岁左右的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LDL）或“坏”胆固醇，2%可归因于晚年未经治疗的视力受损。
痴呆症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是世界第七大死因，也是造成全球老年人能力丧失和依赖他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种逐渐恶化的脑部疾病，会影响记忆、思维、行为和社交能力。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症最常见的形式，约占病例数的60-70%。目前，科学家们认为痴呆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3年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5500万痴呆症患者，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每年新增病例近千万，其中60%以上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痴呆症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2019年，痴呆症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达1.3万亿美元。
报告提出对痴呆症实行多领域干预措施（Multidomain interventions），即通过改变健康相关的行为方式来应对多种痴呆症风险因素。报告介绍，目前有超过40项针对痴呆预防的多领域干预试验正在进行，现有证据处于初步阶段。报告认为，即使是效果适中的干预措施，理论上也可以在人群层面产生实质性的预防效果，包括经济状况较差或低收入地区的人群。针对个体和多重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可能具有成本效益，但其可扩展性是一个挑战，可能需要定期重复干预才能实现持续效益。
《柳叶刀》同期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表示，同时针对多个风险因素的多领域干预措施对痴呆症高风险人群是可行且有效的。为保证其有效性和可行性，干预措施应根据风险概况进行调整，并适应全球不同地理、文化和经济的人群。
报告还提出了包括缺乏睡眠、不健康饮食、感染和精神健康状况在内的几项潜在风险因素，但总体上看，目前已有的证据尚不足以明确它们与痴呆风险增加的因果关系，无法将其纳入模型计算并给出建议。
前述《柳叶刀》评论文章指出，与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制定的《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指南》不同，柳叶刀委员会并未就健康饮食对认知健康或降低痴呆症风险的益处提出建议。然而，饮食模式是与慢性疾病预防和健康老龄化有关的既定概念。健康饮食是委员会确定的痴呆症主要风险因素（如糖尿病和肥胖）临床管理的关键，也是降低痴呆症风险的多领域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痴呆症是一项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待痴呆症预防还是一种新颖的方法。”报告指出，根据文化和经济背景进行适当调整人口层面的干预措施，理论上可以大幅降低痴呆症患病率、不平等现象和系统成本。
报告提出的干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营销政策、立法和供应政策、住房政策等。财政政策包括补贴以增加健康食品的可负担性，征税以降低酒精、烟草和不健康食品的可负担性；营销政策包括减少不健康产品的广告、使用设计良好的大众媒体宣传活动；立法和供应政策包括公共场所禁烟、减少酒精销售时间、降低快餐店密度、提供安全和高质量的绿地和出行基础设施、低排放区减少空气污染、强制运动时佩戴头盔；住房政策则作为干预措施，为老年人提供与社会有联系的适宜住所，可能减少社会孤立和孤独，并为老年人提供支持网络。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4）01296-0/fulltext
2.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mentia
3.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4）01546-0/fulltext
计划三年后上市的一款疟疾疫苗首次在临床试验中证明了对孕期女性存在保护力。
这是一种基于恶性疟原虫子孢子的辐射减毒、非复制性全生物疫苗——PfSPZ疫苗，由总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沙纳瑞亚公司（SANARIA）研发。
8 月 15 日，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上发表的一篇最新论文称，PfSPZ疫苗首次被证明可以保护女性在怀孕期间免受疟疾的侵害，并且可以在没有加强剂量的情况下保护受试者至少两个传播季节。
巴马科大学位于西非国家马里的首都巴马科。该大学疟疾研究和培训中心主任阿卜杜拉耶·吉姆德教授说，“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保护母亲和发育中的胎儿。”
怀孕期间不幸感染疟疾是个大问题。据估计，怀孕期间感染恶性疟原虫（Pf）每年在非洲造成多达50,000例孕产妇死亡和200,000例死产。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元凶。输血和受污染的针头也可能传播疟疾。
感染了疟原虫的按蚊（雌蚊）叮咬人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子唾液进入人体血液，侵入肝脏细胞，随后引发人类疟疾。
侵入肝脏细胞的子孢子会进行裂体生殖，形成数以万计的圆形裂殖子。
共有五种疟原虫会导致人类疟疾，其中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危害最大。
疟原虫子孢子经辐射照射，削弱其活性，被制成PfSPZ疫苗。该疫苗用来对抗恶性疟原虫。恶性疟原虫是最致命的疟疾寄生虫，在非洲大陆上最流行。
沙纳瑞亚公司还使用抗疟药物或基因改造的方法，减弱疟原虫子孢子的毒性，研发其他版本的PfSPZ疫苗。
8月14日，沙纳瑞亚公司首席法务官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er Hoffman）向澎湃科技表示，尽管前述疫苗可以至少保护孕妇两个传播季节，但是对于出生后的婴儿自身能抵抗疟疾的程度有多少，尚未可知。因此，婴儿仍需要接种疫苗。
霍夫曼表示，前述疫苗预计三年后上市。
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研究人员发现，PfSPZ疫苗对孕妇及其后代均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在接种第三剂疫苗后 、24周内怀孕的55名女性中，接种剂量是9×10^5 PfSPZ疫苗的，有效性为65%；接种剂量1.8×10^6 PfSPZ疫苗的，有效性是86%。
该研究包括两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第1阶段，2018年和2019年开展的MLSPZV3；第2阶段，2019年至2021年开展的MLSPZV4。
其中，MLSPZV3包括18-35岁的成年人。在第0、1和4周或第 0、8和16周，接受三剂9×10^5PfSPZ疫苗或盐水安慰剂，并在大约1年后接受加强剂量。
MLSPZV4包括18-38岁的非孕妇，她们预计在入组后一年内怀孕。在MLSPZV4中，女性接受三剂9×10^5或1.8×10^6 PfSPZ疫苗或盐水安慰剂，均在第0、1和4周接种。
2007年6月11日晚，李政道先生（左三）亲临超导磁体研制现场。
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北京时间8月5日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接受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多家媒体的采访，悼念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摄于1968年。视觉中国 图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可以甩掉拐棍，做很多事情了。” 王贻芳说。
王贻芳表示，李政道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科教事业非常有成效的推动者、一位谦虚儒雅和品德高尚的人，非常让人敬仰。
“包括大家知道的博士后（制度）也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立也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计划’（CUSPEA）也好，少年班也好，都是他提出来的……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成其中的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知道，他在这每一件事情上其实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回答澎湃新闻提问时表示，“我想，缅怀李政道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的科学、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成为世界领先。”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王贻芳说，李政道先生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物理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他的研究工作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联合发布的讣告写道，作为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历史的物理大师之一，李政道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严谨治学，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力寻突破，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求实求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一位卓有成效的推动者
“亲力亲为”是王贻芳在悼念李政道先生时提及最多的词。
“如果没有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概是建不起来，或者会拖延很久，或者是质量有很大问题。”王贻芳说。
“李先生排除万难，亲力亲为，帮助高能所做成了这件事情，而且非常成功。” “所以，当时他在高能所被称为‘李政委’，有事就找他。”王贻芳介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984年开始建设，1988年完成建设，中间也经过改造，现在还在使用，还在运行，将运行到2030年，而且之后很可能还会继续运行。“这台装置的性价比，如果你考虑它有50年的科学寿命的话，那简直是巨大的。”“中国选什么样的加速器会最成功？经过四十多年回头再看，我们觉得还是当时的选择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应该说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博士后制度、CUSPEA计划等等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写一封信、说一句话就能够做成的。”“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要推动很多次。”“他是亲力亲为，亲自去推动，确保所有细节的落实，使得这个事情做成。” “我想，李先生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做的事情非常具体，非常现实，考虑得很周到。那么他推动的事情，他关注的问题，他都会亲力亲为做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贻芳说。
清华校友总会发布的文章写道，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生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
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在悼念中，王贻芳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他在考虑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想从中获得任何个人收益。而且他为人也非常谦虚，很儒雅。几十年来，他给中国作了这么大的贡献，等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够为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再到中国来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他永远考虑的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国家、对我们的科教事业、对我们的科学的研究有贡献。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让人敬仰。”
“他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声誉。” 王贻芳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中国能够做成一台高性能的加速器。
2006年9月5日，“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如何培养人才”进行演讲。视觉中国 图
在《李政道先生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一文中，王贻芳写道，“李先生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界，建设亮度比SPEAR高一个量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是发现了tau和charm，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先生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全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仔细分析了利弊和成败因素，利用自己的影响，创造各种渠道，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和组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个国家实验室在物理、技术、工程、人才上支持和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探测器，并亲自参与各种讨论，协助发现和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队伍的成长。”
·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学属性不强、园区功能薄弱等问题，在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表现并不如意。据调查，高校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只有3.9%，而全国139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中仅四成为高校师生创办企业，依托高校科技成果创办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教育部致力于将国家大学科技园打造成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师生创新创业的“双中心”。
科技成果转化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结合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部署，“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集成优质创新资源，构建创新创业良好生态。随着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调整和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清理规范，中央科技委赋予国家大学科技园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类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新定位。基于此，教育部致力于将国家大学科技园打造成为高校产教融合引领地、师生创新创业实践地、技术转移承载地、科技企业孵化地以及产业生态培育地，形成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师生创新创业的“双中心”。
然而从现实来看，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学属性不强、园区功能薄弱等问题，在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表现并不如意。据调查，高校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只有3.9%，而全国139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中仅四成为高校师生创办企业，依托高校科技成果创办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科研水平与市场意识兼具的创新创业人才。研发人员缺少“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意识，且大学科技园缺少既懂技术又懂法律、经济以及管理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无法深入挖掘具有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其次，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缺位。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的良性循环不足，难以促成先进技术、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再次，技术与产业之间供需不够匹配。由于面向实际应用的评价导向不足，高校科技成果具有“高枝青果”的不利转化特征，研发不面向应用，导致成果不适应市场需求。最后，大学科技园的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市场上缺乏支持早期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基金，大学科技园投资功能缺失，无法建立“投资+孵化”模式，初创科技企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问题。
当前，在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的改革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核心功能，完善“创新策源-概念验证-供需对接-孵化培育”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全链条服务，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成果主动挖掘机制。通过设置各学院科技成果转化专员、对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进行追踪和分析、举办具有转化潜力科技成果评选活动等方式主动服务院系科研团队、挖掘潜在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大学科技园要配备专业化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并通过技术转移业务培训等方式提高人才素质。同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推动大学科技园集聚适应创新创业服务人才所需的要素资源，打通院系与科技园人才流通的渠道。
二是搭建成果转化概念验证平台。概念验证中心能够对早期科技成果和未来产业技术概念进行筛选，提供原理验证、产品概念和商业模式验证、技术可行性论证、原型制造等验证服务，帮助嫁接市场化转化资源和服务，降低市场化风险。加大对概念验证中心的资源投入，设立概念验证基金开展专业化服务，实现“从0到1”的硬科技创新创业。
三是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技术供需信息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技成果信息及知识产权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制，从问题和需求出发引导科研攻关。通过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等方式，加强产业界、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定期面向在校师生征集遴选优秀科研创新项目，通过组织参与科技成果展会、交易会，强化与企业需求、金融资本的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四是打造“投孵联动”的企业孵化模式。大学科技园需要集成创新资源，对成果转化项目进行“种子投资+孵化服务”，助力其发展壮大。在孵化服务方面，大学科技园要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咨询、市场分析、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动员具有实战经验的投资人、企业高管等校友加入服务体系，打造创新生态。在种子投资方面，构建大学科技园特色投融资体系，通过与银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提升资金支持能级；地方政府要加强引导基金的作用，并制定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夯实“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金融服务。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上述建议的实施，希望可以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将科技成果从高校的“装饰品”变成落地的新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作者系张震、丁攀、吕娜、杨静，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本文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成果）
·“我们结合了行为数据和多模态MRI的最好的模型准确率是83%，比人的判断稍微好一点。我们实验中临床医生的正确诊断率为75%，他们是很普通的医生。如果是超级医学专家，目前模型要赶超他们还非常困难。人类专家的先验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十分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王杰研究员与广州医科大学脑科医院林康广教授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利用多模态神经影像技术来辅助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诊断的方法，准确率达83%。相关论文于2024年7月26日发表于期刊《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 Psychiatry）。
据《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现象学，确诊需要正确识别“情感不稳定”等核心症状，及其病程具有“发作性、波动性”等特征，近70%的双相障碍患者曾被误诊为其他精神障碍。
2024年8月7日，论文第一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吴金峰副研究员针对他们的研究作了线上分享。据他介绍，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s，BD，以下简称“双相”）是从青少年开始高发的疾病，主要包括躁狂和抑郁的两个相位。双相的遗传率非常高，约为60-80%。如果一级亲属（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有双相症状，其患病风险约为一般人群的10倍，即使没有转化成双相，也很有可能出现阈下症状（Subthreshold Symptoms，指不满足诊断标准，但仍然具有一定临床意义的症状）。因此，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需要考虑遗传因素。
在2024年1月发表于《自然-心理健康》（Nature Mental Health）期刊的一项队列研究中，吴金峰所在团队收集了500多例10-20岁青少年样本，将其分为五组：双相患者（BD）、健康对照组（HC）、父母不是双相患者但有阈下症状的人（nOBDs）、父母是双相患者但没有阈下症状的人（OBDns）、父母是双相患者且有阈下症状的人（OBDs）。通过对照健康者和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大脑影像，他们发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可能存在变异的脑区。此外，他们区分了父母有遗传因素的双相患者和父母没有遗传因素的双相患者，发现两组有重叠的异常脑区。随后，研究团队在10年后对有阈下症状的青少年进行电话随访，发现有20-30%参与研究的青少年已经转化成双相患者，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这验证了脑区的变异能够预测双相、抑郁等精神疾病的转化。
在此基础上，吴金峰所在团队尝试将青少年双相诊断与多模态磁共振结合，以提高高危青少年的诊断率。他介绍，团队构建了三个GLMNET统计模型——临床诊断模型、基于MRI（磁共振成像）的模型、综合模型——通过纳入或不纳入各个变量，衡量各模型对诊断青少年双相是否有所帮助。
具体来说，临床诊断模型完全基于行为变量（共16个特征），模拟临床医生观察到的症状，如父母是否有精神疾病、本人是否有躁狂、抑郁倾向、总体功能表现等，其总体预测精度为75%，即在仅通过临床指标诊断的情况下，有25%的患者会被漏诊或误诊。这一模型识别出诊断的决定性因素是PBD（父母双相病史），随后才是各种症状的评分。
基于MRI的模型则有意排除行为变量，仅从纯数据挖掘的角度进行分析，侧重于形态和图形测量（共6006个特征），其总体预测精度仅为65%。这说明在诊断精神疾病时，临床医生的行为学判断比MRI准确率更高。这一模型识别出的诊断因素包括一系列特征，但分辨指数并不高。
综合模型包括所有影像学和行为学特征（共6022个特征），其总体精度约为83.3%。这一模型识别出诊断的决定性因素也是PBD。
“这个模型有力地证明了家族病史在双相预测中的重要性，但诊断疾病的过程非常复杂，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医生应始终保持谨慎，利用多模态MRI模型辅助判断，提高诊断效率与准确率。”吴金峰说。
磁共振能成为未来诊断或预防精神疾病的常规手段吗？吴金峰表示，医学模型的训练过程与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类似，需要集合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网页、文本来训练，成本极高，且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未来磁共振如果要往这方面发展，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用磁共振或医学影像去搜集病例，不全面，费用高，计算资源特别昂贵，存在方方面面的约束。“至少在50年内，训练一个高准确率的医学大模型来诊断精神疾病是不太现实的。”
吴金峰在回答问题时指出，基于磁共振的疾病诊断目前还尚不成熟。从技术的角度说，多模态磁共振分辨率有限，最低为1cm3，但1cm3中可能就包含上亿个神经元，几万亿个有功能的突触。磁共振属于介观（指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尺度，通常是指纳米到微米的范围）的诊断手段，它能做的仅仅是识别比较明显的病变脑区，无法识别更细微的神经代谢过程或生物学过程。
“我们结合了行为数据和多模态MRI的最好的模型准确率是83%，比人的判断稍微好一点。我们实验中临床医生的正确诊断率为75%，他们是很普通的医生。如果是超级医学专家，目前模型要赶超他们还非常困难。人类专家的先验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十分重要。”他认为，要出具权威的诊断报告，模型的准确率至少要达到95-99%。此外，目前这一模型还未进行临床试验，因此尚未在临床上应用，主要用于基础科研，也可以作为临床科研的辅助工具。
吴金峰还表示，虽然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类遗传率极高的疾病，但青少年是否发病与后天成长环境也有关联。他们的随访表明，几乎所有青少年都携带有易感的拷贝基因，但其中只有20-30%表达了基因，转化成精神疾病。家庭暴力、父母的忽视、学校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等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可能导致基因的强表达，最终发展成为双相、抑郁等精神疾病。
参考资料：
1.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220-023-00194-x
2.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24014859
·苹果的首个机器人测试样品代号为J595，该款桌面机器人将结合大型iPad式的显示屏、摄像头和带有机器人执行器的底座。
在全球科技巨头争相进入机器人领域的浪潮中，苹果公司似乎也正在秘密布局，计划进军家用机器人市场。据彭博社8月25日报道，苹果公司正在探索机器人领域，希望为其目前产品生态系统找到“革命性的创新”。据悉，与目前广受讨论的类人形机器人不同，苹果的重点在于开发一款适用于消费者家庭场景的桌面机器人。
苹果的首个机器人测试样品代号为J595，该款桌面机器人将结合大型iPad式的显示屏、摄像头和带有机器人执行器的底座。上述报道预计该产品将在2026年或2027年面世，随后苹果仍然可能会推出移动机器人，甚至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内推出类人机器人。报道提到，苹果公司希望将其价格降至1000美元左右，但因距离预期的发布还有几年时间，这一计划理论上可能会改变。
苹果认为，桌面机器人技术可以解决一系列家庭场景问题。比如，给iPad添加一个机器人手臂，可以使人在没有拿着设备或直接坐在设备前时，通过机器人自动拍摄照片、浏览网页或启动视频通话等；人在外出时仍然可以通过机器人使用家里的设备。
苹果设想，这款桌面机器人产品可能会走得更远，并曾设想过可以做家务的机器，比如装洗衣机或擦洗脏盘子，不过，这些仍然是未来的想法。就目前而言，苹果仍处在探索机器人领域的初级阶段，仅有一个测试样品，但一款成功的机器人设备可以帮助苹果最终进入智能家居领域。
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后于亚马逊（Amazon.com）公司和谷歌两大巨头。桌面设备可能将帮助苹果在家用产品生态中脱颖而出。当前，特斯拉倾向于通过类人形机器人快速进入工业领域，而苹果则选择将机器人技术与现有的消费产品结合，以提升用户在家庭场景下的使用体验。
苹果该款机器人的主要工作由苹果公司技术副总裁凯文·林奇（Kevin Lynch）领导，此前他曾负责汽车团队和手表软件工程。硬件工程组也参与其中，领导苹果HomePod智能音箱开发的高管马特·科斯特洛负责监督该项目的硬件方面。
早在几年前，苹果并购主管阿德里安·佩里卡（Adrian Perica）曾与全球机器人巨头波士顿动力公司会面，讨论潜在的收购事宜。然而，参与苹果机器人工作的人员表示，这一领域前景广阔，但也有很多理由持怀疑态度。苹果在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上失利，增强现实眼镜（Vision Pro）的开发也陷入困境。苹果对将机器人产品推向市场的承诺程度目前尚不明确。
据悉，苹果将在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举行主题为“Its Glowtime”的发布会，预计推出iPhone 16系列、Apple Watch以及新款AirPods。其机器人产品线或许也将被提及。虽然苹果的J595项目还未到正式发布阶段，但苹果的这一探索无疑是其进军新领域的重要信号。
长期关注苹果公司的马克·古尔曼分析认为，苹果对机器人领域的探索是其创造新收入来源的少数几个途径之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苹果和其他机器人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实说，今天市场上的机器人都很昂贵，不是很聪明，而且缺乏能力。就目前而言，这项技术对苹果的制造和消费者来说都将非常昂贵。”马克·古尔曼称。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1日，FDA发出一份安全通讯，警告消费者、患者、护理人员和医疗保健提供者，使用声称无需刺破皮肤即可测量血糖的智能手表或智能戒指存在风险。FDA 尚未授权、通过或核准任何旨在自行测量或估算血糖值的智能手表或智能戒指。
“上当了。”吴倩把刚买到手的、号称可以无创测血糖的智能手表绑在塑料管子上，表面显示，塑料管的血糖值是9.6mmol/L，她拍下照片，发给商家，点击退货。吴倩告诉澎湃科技记者：“感觉智商被侮辱了。”
近年来，类似“无创血糖监测”“不扎针测血糖”的宣传时常在网络上出现。电商平台上，商家已经开始为智能手表标注“无创测血糖”的关键词。如果你在电商平台上搜索血糖监测设备，通常可以搜到它们，价格从几十元到大几千元不等。消费者们抱着尝试新科技的心态买来试试，很快发现自己交了“智商税”。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许多科学家和科技公司希望突破的技术。据2020年一篇发表于期刊《传感器》（Sensors）的综述文章，无创血糖监测技术一般可分为光学法、微波法和电化学法，这些技术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估计血糖水平，因此测量的血糖水平和实际血糖水平之间相关性不高。
2024年2月21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警告称，任何声称在不刺穿皮肤的情况下就能测量血糖水平的用于医疗目的的智能手表和手环都是危险的，应避免使用，不论什么品牌。
无创测血糖的诱惑
吴倩四十多岁，在IT行业工作，她的母亲是2型糖尿病患者，一般用指尖血糖仪定期监测血糖，几乎每天扎一次手指，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一天要测五六回。吴倩曾听人说起一种动态血糖监测设备，在皮肤上固定一根细小的针，可以时刻看到血糖值。但听说这种设备很贵。她想，如果有一种固定在手上、不用扎破皮肤的可穿戴设备就好了。
没想到，网上符合她想象的手表一搜一大把。她在拼多多上看到，许多与华为无关的商家都称自己售卖的手表是华为手表，而且成交量很高，一般都是上万件，甚至还有显示一百多万件的。基于以往的网购经验，她觉得，“无创血糖监测技术大概已经很成熟了，这家店铺虽然不是华为旗舰店，但应该是华为授权生产的。技术如果成型，就可以授权给大家用，硬件各自生产就行。”
拼多多上，很多商家打着“华为”旗号卖无创测血糖手表。截图来自拼多多
吴倩曾经买过华为运动手表，它可以很准确地测出游泳的距离，甚至泳姿，因此她对华为品牌很信任。于是，她在一家名为“鸿盟研发健康科技”的店铺购买了手表，只要五十多元，“便宜又实惠”。
据《新京报》报道，2023年5月18日，华为在夏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华为WATCH 4系列手表，华为方面表示，这是业界首款支持高血糖风险评估研究的智能手表。其高血糖风险评估研究由南京鼓楼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发起。华为在其官网对WATCH 4的介绍页面上特地标注——“评估高血糖风险（非血糖出值）”。
华为WATCH 4系列手表高血糖风险评估功能介绍。截图来自华为官网
拿到手表后，吴倩按照提示进行校准，即输入此前她母亲用指尖血糖仪测出的空腹、餐后血糖数值。随后点击按钮，屏幕就会给出血糖值。她猜想也许是手表靠近皮肤的那一面有感应器，可以扫描皮肤颜色的变化，最终测出血糖值。但她偶然间将手表放在桌上，发现手表不接触皮肤也能测出数值。于是她又把手表绑在木头椅子、小猫的脖子上，发现都能测出血糖值。她意识到，这是假冒的高科技。
虽然手表价格很便宜，退货也很顺利，但她仍然后怕：如果她直接网购给母亲用，母亲有可能会觉得挺好用，这就可能误导她的饮食和治疗，引发严重后果。
不扎手指测血糖，对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陆碧28岁，2022年11月确诊1型糖尿病。她很崩溃，她一直以为糖尿病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而她还不到30岁。她在网上搜索指尖血糖仪等必需品时，大数据向她推送了无创测血糖的手表。她觉得这样的手表完美解决了她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麻烦：“每天要自己扎手指，又麻烦又痛。看到能无创测血糖的手表，说实话真的很想买。”
陆碧看到，电商平台上很多有无创测血糖功能的手表都会在商品推荐页面标注“华为”字样，但它们实际上和华为并无关联。而dido这个品牌没有做这样的宣传，2022年11月底，她在淘宝买了一款dido的手表，价格是700多元。当时她对血糖监测和相关技术的了解并不多，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有点“病急乱投医”。
陆碧收到手表后，按照客服的要求把手表背后的电极片紧紧地贴合在手腕上，结果手表显示的血糖数值把她震惊了：指尖血糖仪测出低血糖时，手表显示的血糖值是6mmol/L多（大约是正常血糖值），吃过东西之后，手表显示她的血糖值是3mmol/L多（低血糖）。【注：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空腹血糖正常范围为3.9-6.1 mmol/L，餐后2小时血糖正常范围为7.8 mmol/L以下。】她觉得自己交了“智商税”，向客服要求退货，客服建议她多戴一周，让仪器自我纠偏，但她坚持选择退货。
“退不动了”
袁栋37岁，2024年5月体检查出2型糖尿病，住院期间，他每天要扎手指测血糖6-8次，“手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血点，很疼。”出院后为了监测血糖，观察自己能吃哪些食物，他还要继续扎。在医院里，隔壁病床的老人买了一款可以测血糖的手表，袁栋问他效果怎么样，老人说还可以。于是他也开始在网上搜，“总比一直扎手指强。”
袁栋说，长期使用指尖血糖仪，耗材其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针头、测血糖的试纸和酒精棉都是一次性的。澎湃科技查询发现，电商平台上可购买这三种必需品的套装，50套约40多元，可以使用一周，一个月的耗材花费约200多元。袁栋说，加上药物的费用，他每月花在糖尿病上的费用在1000-1500元，对他来说有一定的负担。如果可以用手表监测血糖，相当于前期投入一笔资金，但后期节省了一大笔费用。
袁栋在网上搜到戴乐行的血糖手表，在众多的品牌中，这款手表的宣传最到位，有专利，上过央视，价格也更贵。在袁栋看来，高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品质好。他看到，无论是在淘宝还是京东，这款手表的评论区都是“清一色的好评”，只是5000-6000元的价格有点超出他的预期。最终，他花2499元在闲鱼购买了一款戴乐行D2plus手表，卖家称它是“绝对全新正品保真未拆封”。
据“戴乐行”的生产商舒糖讯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公众号，2020年10月14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系列节目，舒糖CEO何耀威先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者代表，讲述自己扎根深圳的创业故事。截图来自“舒糖”公众号
收到手表后，袁栋按照要求戴在离手腕一指的距离，随后输入对应时间段用指尖血糖仪测得的血糖值，建模完成。但他发现手表测出的血糖值超级不准，一天早餐后30分钟，他用指尖血糖仪测出的血糖值是9.3mmol/L，但手表显示的是7.1mmol/L。“血糖值相差2mmol/L多，是很吓人的。”袁栋对澎湃科技记者说。
他立刻去找卖家询问，卖家让他把三餐餐后与指尖血糖仪的数值比对记录发给她，并提醒他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加戴乐行客服的微信。结果，他陷入与闲鱼卖家、戴乐行客服之间的“皮球战”。
卖家对他说，血糖手表的数值需要一段时间的校准，校准时间因人而异，每个人对“准”的定义也不同，有的人能接受2mmol/L的差值，有的人连0.2mmol/L的差值也接受不了，手表测出的数值和生化血的数值允许20%以内的误差。
袁栋又做了多次校准，并定时定点将数据发给卖家。卖家帮他分析原因时提到，他所用的鱼跃指尖血糖仪可能不准。袁栋发起退款，卖家说，产品售后问题应该找戴乐行客服，拒绝了他的退款申请。
于是袁栋联系手表的客服，多次询问为什么测出来的餐后血糖值和指尖血糖仪有2mmol/L左右的差距，客服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向他介绍了这款手表的工作原理：“它主要基于动态代谢热和近红外光谱吸收技术工作，通过连续监测人体代谢热变化与红外光谱的反射变化，同时配合多个传感器连续采集人体其它相关的生理参数，结合独创的信号处理以及AI数据大模型融合算法，实现实时监测血糖水平。”
客服说，其技术原理被《自然》（Nature）杂志收录报道过，能让糖友在血糖管理过程中真正实现“0创、0痛、0感染、0耗材”，及时扫除低血糖风险，并可根据血糖波动调整自己的饮食、作息运动、用药等。
袁栋向客服直言，戴乐行的宣传广告所说“无创血糖监测”“实时监测”根本不是真实数值，是虚假宣传。客服说，如果他对产品不满意，天猫和京东旗舰店都支持30天免费试用，可以联系店铺客服。踢了一圈皮球后，袁栋表示：“退不动了。”
尚无一款获医疗认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注意到了消费市场上的乱象。当地时间2024年2月21日，FDA发出一份安全通讯，警告消费者、患者、护理人员和医疗保健提供者，使用声称无需刺破皮肤即可测量血糖的智能手表或智能戒指存在风险。FDA 尚未授权、通过或核准任何旨在自行测量或估算血糖值的智能手表或智能戒指。对于糖尿病患者，血糖测量不准确可能导致糖尿病管理错误，包括服用错误剂量的胰岛素、磺脲类药物或其他可快速降低血糖的药物。过量服用此类药物可能会迅速导致危险的低血糖状态，进而在数小时内精神混乱、昏迷甚至死亡。
事实上，过去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和公司希望在无创血糖监测技术上有所突破。人们熟知的很多大牌厂商都曾加入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行列，例如研发智能设备的华为、苹果、三星，科技公司谷歌、微软、飞利浦，医疗健康公司强生、雅培、罗氏等，但目前还没有一款真正无创、可准确测量血糖的设备落地。
2020年12月，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子技术研究中心和台湾义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研究团队共同在期刊《传感器》（Sensors）上撰写了一篇关于无创血糖监测技术进展的综述，称无创血糖监测技术已成为国际研究课题。据其介绍，频繁和定期的血糖检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至关重要，新型无创血糖监测技术可以提供连续实时血糖监测，可以解决传统有创血糖仪需要重复指尖采血的局限性，使糖尿病患者能够方便地监测和管理自己的血糖水平，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袁栋对澎湃科技记者说，无创血糖监测是每个糖尿病患者都梦寐以求的事。而糖尿病患者群体庞大，意味着它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据《中国2型糖尿病运动治疗指南（2024版）》，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超过1.4亿，居世界首位。
前述综述介绍，目前，无创血糖监测方法一般分为光学法、微波法和电化学法三大类。光学方法包括近红外反射光谱（NIRS）、偏振旋光、拉曼光谱、荧光、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等。除了人体血液中的葡萄糖外，其他生物体液，如唾液、眼泪、汗液和人体内组织液ISF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葡萄糖。电化学方法利用生物体液与血糖值的相干相关性，测量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在算法或数据模型校准后间接获得血糖值。
业内认为，无创血糖监测的难度堪比登月。据前述综述，光学和微波方法的测量值可能与实际血糖值相关性不高，需要进行后续的算法校正。年龄、肤色、皮肤状况等个体差异会造成测量结果的较大误差，此外还存在检测手段复杂、检测部位粗糙、检测过程繁琐、对检测设备要求高、背景信号干扰大等问题。电化学方法则存在灵敏度低、测量结果延迟、需要校准、舒适度差、易损伤皮肤等缺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苏颋为说，直接测血液里的各种指标是最简单的方法，而通过各种手段隔着皮肤做监测，一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就像体检做超声时在皮肤表面涂耦合剂，是为了避免皮肤和探头之间有空气或者水分存在，干扰检测。
或引发血糖焦虑
苏颋为告诉澎湃科技，合理地使用已有的、成熟的血糖监测方法已经能很好地辅助血糖管理。据他介绍，标准的血糖检测方法是静脉抽血，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血糖数值，代表某一时刻身体葡萄糖的平均含量。现在常用的方法是指尖血糖检测，测的是毛细血管血糖，它的稳定性不如静脉血糖检测，但更加方便，可以自己在家检测，尤其是对排除低血糖很有帮助。临床上还根据空腹血糖调整药物和基础胰岛素。第三种方法是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它代表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是检验血糖控制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还有一种方法是动态血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分为微创和无创。微创的连续血糖监测技术已经较为成熟，相关设备通常体积很小，有一根细软的探针扎入皮下，它能画出血糖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图谱，体现血糖的波动。但它的准确度没有指尖血糖高，因此后者可以用来校准其数值。
微创连续动态血糖监测仪。图片来源于网络
苏颋为说，无创的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是医工交叉最感兴趣的事情，有很多公司、机构、研究团队在认真地研发这项技术，瑞金医院也有相关临床研究，但其可靠性仍然受到质疑。因此，使用所谓无创血糖监测手表测出的数值不能用于调整胰岛素治疗方案。事实上，市面上在售的大部分声称支持无创血糖监测的手表，大部分都会在详情页写明产品并非医疗器械，不能用于诊断和治疗。
苏颋为告诉澎湃科技，目前已经成熟应用的几种血糖监测方法各有各的使用场景和目标，不能相互替代，也没有必要要求它们的准确度完全一样。通常，他会根据患者糖尿病的严重程度给出不同的血糖监测建议。如果患者每天打4次胰岛素（通常是胰岛功能非常差或1型糖尿病患者），建议以动态血糖监测为主，而对那些每天只需要打1次胰岛素的患者，动态血糖监测的意义有限。
苏颋为和聂泽东都相信，无创血糖监测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苏颋为说，未来会有更多先进的血糖监测技术出现，但其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血糖焦虑，最终增加药物治疗的成本。这一点在动态血糖监测仪的使用上已经有所体现。他举例，如果一个2型糖尿病人，吃二甲双胍就能把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控制得很好，就没必要使用动态血糖监测。因为他/她的目的很可能是看见血糖值，那么只要这个数值稍微高一点点，他/她就会很紧张。而医生看动态监测数值的目的是了解血糖变化，从而调整治疗方式，让它在安全范围内波动。
（文中吴倩、袁栋、陆碧为化名）
参考资料：
1.https://www.mdpi.com/1424-8220/20/23/6925
2.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safety-communications/do-not-use-smartwatches-or-smart-rings-measure-blood-glucose-levels-fda-safety-communication
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245166612142104&wfr=spider&for=pc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研究论文：来自美国犹他大学的科研人员在致命的芋螺（鸡心螺）毒液中发现了一种新毒素，其特殊而持久的作用有望帮助科学家设计出更好的药物，来治疗糖尿病或激素紊乱。
这种毒素被命名为“consomatin ”。
从致命的毒液中寻找更好的药物似乎很反直觉。
“（但）毒素的杀伤力，通常是通过精确靶向特定分子来发挥作用的。在治疗疾病时，同样的精确度可能非常有用。”美国犹他大学斯宾塞·福克斯·埃克尔斯医学院（SFESOM）副教授海伦娜·萨法维（Helena Safavi）博士表示。她是前述论文的通讯作者。
前述论文的标题为《捕食鱼类的芋螺用武器化的生长抑素和胰岛素类似物破坏猎物的葡萄糖稳态》（Fish-hunting cone snail disrupts prey’s glucose homeostasis with weaponized mimetics of somatostatin and insulin）。
与现有的人体生长抑素类药物相比，consomatin具有更强的特异性，有望避免类似药物不必要的脱靶效应。
此外，consomatin含有一种不寻常的氨基酸，导致其难以被分解，从而能存在更长时间，持续发挥药效。
地纹芋螺（Conus geographus）是海洋肉食性软体动物，又称“杀手芋螺”，属于食鱼类芋螺，是芋螺科中毒性最高的一种，其分泌的毒素可致人死亡。
有毒动物已经进化出多种分子机制来捕食猎物或防御捕食者。大多数毒液的成分会破坏其他生物的神经、运动和心血管系统或造成组织损伤。某些捕食鱼类的芋螺使用“武器化”的胰岛素来诱发猎物的低血糖休克，这一发现凸显了葡萄糖稳态的重要性。
在最新发表的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除了胰岛素之外，致命的鱼类猎手地纹芋螺还使用一种生长抑素受体 2 (SSTR 2 ) 的激动剂——consomatin——来阻断胰高血糖素的释放，从而加剧猎物中胰岛素诱导的低血糖症状。
前述论文的第一作者何妍洋（Ho Yan Yeung）博士介绍，研究人员发现，consomatin毒素只对能够调节胰高血糖素水平的蛋白存在靶效应，但不会影响其他分子的水平。
在此前的研究中，该团队在芋螺毒液中发现了另一种类似于胰岛素的毒素，能够快速降低海锥螺的猎物的血糖水平。
因此，研究人员推断，consomatin能与前述类胰岛素的毒素一起作用，将猎物的血糖降低，并维持在危险的低水平，从而捕获猎物。
何妍洋表示，通过研究consomatin结构，研究人员可以设计出更少副作用的调节内分泌紊乱的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