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8周年纪念日。在距离“中国天眼”不到3公里的一处山头上，一台40米级的射电望远镜（核心阵试验样机）正在进行吊装。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说，计划利用“中国天眼”周围5公里内优异的电磁波环境，建设24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与FAST组成核心阵。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英文缩写为FAST，是我国独立自主设计并建造的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2020年1月，“中国天眼”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开放运行。
2017年10月，“中国天眼”宣布发现首批新脉冲星，这是中国人首次利用自己独立研制的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今年4月17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对外宣布，“中国天眼”发现的新脉冲星数量突破900颗，是同时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
姜鹏介绍，“中国天眼”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既离不开相关团队的不懈努力，也与其性能优势有关，“‘中国天眼’在灵敏度上优势明显”。
既然好成果频出，且性能优势明显，为何还要建设FAST核心阵？
答案是：未雨绸缪，持续保持“中国天眼”在灵敏度上的领先优势，同时弥补分辨率不足的先天缺陷。
据了解，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第一阶段（SKA1）、美国的下一代甚大阵（ngVLA）等多个射电望远镜阵列均在建设之中。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计划于2029年完成第一阶段建设任务，美国的下一代甚大阵计划2035年完工。
姜鹏介绍，灵敏度和分辨率是决定射电望远镜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中国天眼”灵敏度高但分辨率不足，上述射电望远镜阵列建成投用后，“中国天眼”可能会逐渐丧失在灵敏度上的优势，其分辨率不足的先天缺陷也会被放大，将面临巨大挑战。如果稍有松懈，中国天文学家就可能“失守”射电波段视野的最前沿。
困境当前，修建FAST核心阵，便是破局之策。
“单靠‘中国天眼’观测宇宙，就像是用‘粗头铅笔’给天体画像，而FAST核心阵建成投用的话，相当于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拍摄遥远的星空。”姜鹏说，FAST核心阵建成后，将大幅提高“中国天眼”的“视力”，让其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清。
FAST核心阵的建设，还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天眼”的灵敏度优势和优良成图能力，聚焦极端致密天体的起源与演化等当前天文学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有望在时域天文、宇宙的成分与演化和引力波暴等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只有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效能，不断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才能抢占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FAST核心阵的规划正是对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响应，可以有效补齐FAST在分辨率和成像方面的短板，提前挖掘时域天文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潜力。”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说。
姜鹏说，如果只把“中国天眼”当成一个望远镜、一台监测设备，现在已经达标了。但要维持其世界领先的地位，就不能停止创新。
·在特斯拉“We, Robot（我们，机器人）”活动现场上，马斯克表示，以后可能花费两三万美元就能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此次活动现场，Optimus人形机器人参与了现场观众互动，为现场观众合影、倒咖啡。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中午，特斯拉We Robots（我们，机器人）发布会在好莱坞华纳兄弟工作室举行。因现场有人突发医疗紧急情况，发布会被延迟了五十多分钟，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现场的氛围。当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特斯拉Optimus人形机器人出现后，现场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
Optimus人形机器人排队走进活动现场
“Optimus将与你们同行，”马斯克在直播中说，“我认为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产品。”马斯克称，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大规模部署，成本也会大幅降低。“我认为，以后我们可能会花费两三万美元，就可以拥有一台Optimus机器人，这比一辆汽车的价格还少。”
有了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马斯克说，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可以是一个老师、保姆，可以像朋友一样提供饮料。无论你想到什么，人形机器人都可以去做。”
Optimus进入家庭服务场景
此次活动现场，马斯克展示了一段Optimus走进家庭执行日常任务的视频，Optimus机器人可以从门廊取回包裹，完成浇花动作等。在发布会上，Optimus机器人还进行了集体舞蹈，展示其肢体关节的灵活度。为了体现其互动感，Optimus机器人还走进了人群中，和现场观众打招呼，并为参观者提供酒水服务。
Optimus与现场观众互动
相比两年前特斯拉在AI日上展示的Optimus原型，如今在直播中亮相的Optimus机器人无论是在外观设计，还是在行走、抓取、握持等执行任务的能力上，都实现了显著提升。现在的Optimus机器人更加拟人化，关节灵活度和动作协调性大幅提升，使其在模拟人类日常活动时表现得更加自然和高效。此外，新的Optimus机器人配备了更先进的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系统，环境感知能力得到增强，能够更精准地完成复杂任务。
据The Verge报道，在今年四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Optimus将在今年年底前开始执行“有用的任务”，并可能在“明年年底前”对外销售。
Optimus（以同名的《变形金刚》角色命名），也称为Tesla Bot，是特斯拉公司正在开发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它于2021年8月19日在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日（AI Day）活动上宣布，并在2022年展示了一个原型。2023年3月，特斯拉发布第一代“Optimus Gen 1”，同年12月14日，更新第二代“Optimus Gen 2”。马斯克在2022年曾表示，他认为Optimus“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斯拉的汽车业务更具意义”。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7.0101，上调253点；上一交易日中间价7.0354，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7.0200，上日夜盘报收7.0110。
“我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但心里很清楚，同行也这么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蛋白质的折叠’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尤其是蛋白质结构预测问题。结果AlphaFold出来了！” 10月9日，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计算生物学家、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马剑鹏教授告诉澎湃科技。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化学委员会成员约翰·阿奎斯特、常任秘书汉斯·埃莱格伦和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Heiner Linke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戴维·贝克、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珀。 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三位科学家，其中，一半授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戴维·贝克 (David Baker)，以表彰其在计算蛋白质设计方面的贡献，另一半则共同授予英国伦敦人工智能公司谷歌DeepMind公司的丹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和约翰·乔普（John M. Jumper），以表彰其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贡献。
这是继10月8日两位人工智能先驱被授予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人工智能科学家们再次被授予诺贝尔奖。
2021年，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马剑鹏团队合作发表基于主链的蛋白质侧链预测算法（OPUS-Rota4 算法)，针对谷歌团队AlphaFold的软肋，大大提升了蛋白质侧链结构测试精度。
据介绍，上述预测算法“目前已经迭代至OPUS-Rota6，精度比AlphaFold 2/3都高”。
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马剑鹏教授。
对于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马剑鹏认为，虽然人们疑惑又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拿诺奖，但这其实分两个问题：一是蛋白质结构的预测，该不该拿诺奖；二是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贡献值不值得拿诺奖。
“这也是为什么给他们这个奖。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但已经往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超越了我们有生之年的期望。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马剑鹏说。
他认为，正如复旦大学宣布将推出至少100门AI领域课程一样，AI已绕不开，你不一定需要会写算法，但至少要会用。他建议，“从娃娃抓起”，会用AI。
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马剑鹏教授。
他还强调，为什么谷歌Deepmind公司能取得AlphaFold这样的突破？这个问题对中国极具现实意义。
“王冠上的明珠”：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极难的科学问题
蛋白质为什么重要？
“在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内，数十亿个微型机器——蛋白质——正在努力工作。”
有人甚至说，几乎生命的一切特征都跟蛋白质有关。
的确，蛋白质是每个生物体中每个生物过程的基础，它是生命的基石。没有蛋白质，生命就无法存在。结构是如此重要，蛋白质复杂而多样的结构，对应了各种惊人的功能，从而促成了生命的丰富多彩。其结构背后是生命的奥秘。
“我给学生上课，头一件事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如此困难、如此复杂？”马剑鹏说。
一个个氨基酸相连“串成”多肽，而长链一样的多肽折叠形成稳定的空间三维结构，成为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根据一个氨基酸序列推测出相应蛋白质最终的“折叠结构”（folded structure），这就是蛋白质结构的预测问题。它被视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皇冠上的明珠”。
马剑鹏说，“这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老得不得了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难。”
他举例，10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非常小，但假如其中的每个氨基酸只有两个态——折叠态和非折叠态（但实际上它有无穷个态），那么这个蛋白质就有2的100次方个态。
“这个数字是如此巨大，如果用人类的任何计算机一个一个穷举过来，或者来检索，寻找其中一个正确答案，需要的时间甚至比宇宙寿命还长。但是蛋白质瞬间就能完成折叠。”马剑鹏说。
科学家通过X射线晶体学或冷冻电镜等实验技术来测定蛋白质结构，但耗时费力。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约翰·肯德鲁和马克斯·佩鲁茨在20世纪90年代末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他们成功地使用了一种叫做x射线晶体学的方法，展示了第一个蛋白质的三维模型。为了表彰这一发现，他们于1962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2020年，AlphaFold解决了50多年来最大的科学挑战之一。”Deepmind官网称，“取得了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根本性突破”。
到目前为止，AlphaFold已经预测了超过2亿种蛋白质的结构——几乎所有科学界已知的蛋白质，并帮助科学家了解生命分子如何相互作用。
AlphaFold 软件已发布过三个主要版本。2018年12月，一个使用 AlphaFold 1的研究小组在第13届结构预测关键评估(CASP13) 的总体排名中名列第一。2020 年11月，一个使用AlphaFold 2的团队在CASP14竞赛中再次名列第一。
2021年7月15日，关于AlphaFold 2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在线发表，论文标题是《使用 AlphaFold 进行高精度蛋白质结构预测》（Highly accurate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with AlphaFold）。John Jumper和Demis Hassabis是共同通讯作者。
AlphaFold 3于2024年5月8日发布。它可以预测蛋白质与DNA、RNA、各种配体和离子形成的复合物的结构。相关研究论文也于同一天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
Deepmind官网介绍，迄今为止，全球数百万研究人员已使用 AlphaFold 2在疟疾疫苗、癌症治疗和酶设计等领域取得发现。AlphaFold 3让人们超越蛋白质，进入更广泛的生物分子领域。这一飞跃可以开启更多变革性科学，从开发生物可再生材料和更具弹性的作物，到加速药物设计和基因组学研究。
马剑鹏说，“如果纯粹从蛋白质结构的建模上，或者说制药业的药物设计上来看，Alphafold的精度（准确度）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精度。但是，它比以前的工具不知道好到哪去了！”
结构预测是技术，设计是艺术
马剑鹏介绍，蛋白质的结构预测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问题——蛋白质折叠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构预测。“一个是蛋白质到底是怎么折叠起来的？其实就是刚才那一百个氨基酸的多肽折叠起来的整个过程。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怎么走？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但是从生物学家的角度，他们可以绕开第一个问题，我不care（在乎）到底是怎么折叠的，给你一个蛋白质序列，你只要能告诉我最终的蛋白质结构就行了。根本不看路径。实际上路径（问题）更烦。”
与预测结构相比，马剑鹏表示，设计一个新蛋白更难。前者是解题，预测一个自然界已经存在的蛋白的结构，后者是创造一个不曾存在的结构。“所以，我一直说搞折叠是个技术，搞设计是个艺术。”
2024年的三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戴维·贝克（David Baker）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兰迪·谢克曼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师从大卫·阿加德进行生物物理学博士后研究。他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蛋白质设计研究所所长。贝克实验室开发蛋白质设计软件，并利用它来创建分子，以解决医学、技术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他最近的工作之一是开发用于生成功能性蛋白质的强大机器学习方法。
贝克还是华盛顿大学基因组科学、生物工程、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的兼职教授。他发表了600 多篇研究论文，共同创办了21家公司，并获得了100多项专利。
马剑鹏介绍，贝克做蛋白质结构预测更早，在AlphaFold出现以前，他多次是CASP比赛的冠军。他预测的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几。“贝克突出的优点就是，他不仅会计算，会预测，他还会做实验，做设计。他本身是做实验出身，他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干湿”结合的团队，所以特别成功。”
上世纪90年代末，戴维·贝克开始开发能够预测蛋白质结构的计算机软件罗塞塔(Rosetta)。研究小组绘制了一种具有全新结构的蛋白质，然后让罗塞塔计算：哪一种氨基酸序列可以产生所需的蛋白质。事实证明，罗塞塔确实可以构建蛋白质。研究人员开发的蛋白质Top7几乎跟他们设计的结构完全相同。
显而易见，人们可以用这种软件设计想要的蛋白质，用作药物、疫苗、纳米材料和微型传感器。
人生无处不AI：已绕不开，宜从娃娃抓起，不能再不懂
“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Alphafold的成功，对AI领域、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影响，可能比对蛋白质结构预测的影响更重要。”马剑鹏。
这种观点源自他长期的观察：1997年，“深蓝”计算机（Deep Blue）曾经打败过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当时就有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世界要被电脑颠覆了，结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人们认为国际象棋的棋盘那么小，可以被打败，但围棋是不可能被电脑打败的。2016年3月，阿尔法狗（AlphaGo，阿尔法围棋）以4：1比分战胜韩国围棋九段高手、世界冠军李世石。又有人觉得天要塌了。但也有人认为，那只是个游戏，围棋游戏而已。直到Deepmind公司不惜代价，把AlphaFold做出来。
“计算机科学AI领域的人一看，连这么难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都能做出来，人脸识别、自动驾驶还算事儿吗？结果真的变成‘人生无处不AI了’。”“虽然Alphafold不完美，但真的可以用了，它可以加速科研。”马剑鹏说，Alphafold的成功催生了一个现在天天能听到的名词——AI for science，用AI这个工具辅助科学研究。
复旦大学2024年招生培养政策发布会上发布的信息称，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复旦大学将在2024-2025学年推出至少100门AI领域课程。AI大课将纳入所有复旦学生的学业安排。“要从娃娃抓起，你不能再不懂AI，不能再不会用AI。” “不需要每个人天天专门做算法，但广大科技工作者哪怕是做实验的，也至少得会用。”马剑鹏说，AI算法确实非常强大，Alphafold已经真正有实用价值了，不像以前搞理论自娱自乐。Alphafold这种技术的存在，使得包括颜宁、施一公等科学家在内的做实验的人，他们解析蛋白质结构的速度可能更快了,但不是说不用做实验了。“它还取代不了实验。至少到今天为止，‘金标准’还得靠实验。如果哪一天预测技术准确到，算出来的结构一定是对的，那世界又变了。”
为什么谷歌Deepmind公司能取得AlphaFold这样的突破？是因为算力吗？
马剑鹏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尤其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表示，首先算力很重要，但关键还是算法。其次是问题的选择——你有没有想法，瞄准蛋白质结构预测问题。
马剑鹏说，“更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大部分突破都是公司做出来的？”
他表示，它是典型的“大兵团作战”。公司和高校的区别在于，在高校里面，你再有经费，还是单一的一个团队。但在公司里，可以雇各种各样的人，在一个领头人的负责下，为了同一件事努力。“（公司里）不需要你发nature或发science等论文。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是一种范式上的转变。团队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头羊’，把各种各样的人团结在一起。理论上，这很适合于我们国家，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集中力量办大事。”
9月9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浦江创新论坛——绿色低碳创新论坛在上海市虹口区举行。
举办6年以来，这一面向全球的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影响力持续攀升。
为推进落实科技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技术专项合作计划，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支持下，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于今年6月发布“低碳技术创新合作中国（上海）行交流计划”。
在9月9日举行的论坛上，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副区长关也彤，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郑广宏，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王震，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副院长马敏象共同启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合作中国（上海）行”活动：来自文莱、埃及、印度尼西亚等10余个国家的13位低碳合作伙伴，将围绕低碳重点技术领域开展为期6天的低碳中国行活动，与上海重点高校、院所、企业面对面，建立多方交流机制，推动国际经验和成果共享。
本届绿色低碳创新论坛以“科技创新塑造未来能源产业新格局”为主题，重点探讨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体系。
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副区长关也彤在致辞中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资源不可持续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开展以绿色低碳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既是对当前自然环境变化的有效应对，更是向全人类作出的庄严承诺。近年来，虹口区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进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集聚了一批功能性平台机构，汇聚了众多绿色低碳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绿色低碳服务产业新格局围绕绿色航运、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技术以及碳资产交易五大重点领域，推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发展。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郑广宏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上海始终走在能源科技创新的前沿，聚焦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新型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等热点领域，持续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取得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成绩。面向未来，上海将进一步加大能源基础科学中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 共性和关键技术装备的布局和引领；深化产学研合作，实现能源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真正惠及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共享能源创新成果，共同应对能源挑战。
在签约环节，安徽颍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绿色技术银行（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海事大学签订“甲醇增程动力船舶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示范协议”“绿色低碳航运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交通领域的甲醇燃料应用，为长三角航运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绿色技术银行（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双碳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双碳合作战略协议”，共同筹建“碳足迹服务公共平台”。该平台聚焦于碳足迹的精准计算，同时集ESG数字化管理，CBAM智能辅助填报等功能为一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绿色转型解决方案，助力武汉与上海两地的全国碳市场中心和碳金融中心建设。
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汪华林，昆山协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斌等专家分别围绕《碳中和目标驱动绿色低碳设计创新》《钙钛矿叠层组件产业化进展报告》等主题进行分享。
·涉事AI公司深圳市言域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其AI配音平台被用于生成该录音，正加强产品安全措施。
9月26日晚，合肥警方通报称，9月20日接到三只羊公司报警，称网上传播的涉卢某某音视频不实，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经过侦查，9月22日晚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25岁）抓获，并在其电脑、手机和制作AI音频的网站中发现伪造相关音视频的证据。经鉴定，认定网传音视频系伪造。
警情通报
此前，网络上流传的这段录音显示为“三只羊”卢某某在酒后发表的一段言论，内容牵连公司旗下多位女主播，展现出他对市场与消费者的傲慢态度，以及对相关人士的不尊重。这段录音曾为深陷虚假宣传风波的“三只羊”公司招致了更多的批评。
一时之间，由录音伪造引起的AI安全问题引发讨论。
9月27日，深圳市言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谢伟铎在接受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网传的涉卢某某录音确系嫌疑人使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AI配音大模型平台生成。嫌疑人利用卢某此前直播片段约30秒的录音进行声音克隆，并通过文本生成了虚假音频。
涉事公司声明
谢伟铎称，公司高度重视此事，已启动内部审核机制，进一步加强产品的安全管控措施。在不涉及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将通过技术手段部署包括但不限于强化实名认证、敏感词侦测预警、高危内容拦截、可溯源音频水印等措施，确保技术的合法合规应用。他表示，公司坚决反对任何不正当方式使用产品进行违法或不当行为，正配合警方调查。
此次风波中，提供AI技术的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指出，这取决于平台是否履行了合规义务。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如果平台履行了相应的合规责任，其法律风险会较小，否则可能面临麻烦。
游云庭表示，首先，平台需要进行算法备案，并确保实际运行的算法与备案一致。其次，平台应对用户身份进行认证，如果未认证就提供服务，可能存在法律风险。此外，平台应明确提示用户不得利用平台服务进行违法行为。
ReechoAI睿声官网显示，其是由深圳市言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AI语音大模型技术产品及AI有声内容社区。澎湃科技记者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系统查询，“深圳市言域科技有限公司”暂无相关算法备案记录。另外，其关联主体“深圳市呦络科技有限公司”也无备案记录。
针对无备案记录这点，谢伟铎称，备案这块目前在积极推进，“因为我们今年八月份左右才正式在线下开始运营”。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同时，AI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由“AI换脸”“AI音频”合成导致的诈骗案件频繁引发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AI曾冒充美国总统拜登给选民打电话。2024年2月，香港发生一起涉案金额高达2亿港元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正是使用Deepfake技术“AI换脸”和AI音频合成，伪造了一场“高管会议”。
谢伟铎称，当前AI语音技术已达到人耳甚至传统鉴定方案难以区分的程度，包括各种情绪、口音、发音习惯、方言等都可以高度还原，并且能够高细粒度地理解文本，生成最匹配的声音。
此前，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直播带货“香港美诚月饼”等事件涉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等问题，引发舆论风波。合肥市联合调查组9月26日通报，拟对三只羊公司罚没共计6894.91万元。三只羊公司随后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全面接受处罚，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抖音平台也自9月21日起对“三只羊”旗下账号进行停播处理，敦促其积极整改，妥善解决消费者的售后赔付事宜。
·AI时代，多学科融合是大势所趋，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接触的环境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打破专业壁垒的边界，刻不容缓。
“过往传统教育方式，教授站在讲台上讲PPT显然无法让学生能力提升，未来，多学科融合是大势所趋。”10月12日，在“2024年工程教育国际研讨会”第三场分论坛“新工科教育教学模式创新论坛”上，南方科技大学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讲席教授周利民直言当前AI时代，新工科教育模式面临新的变革。
南方科技大学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讲席教授周利民
周利民称，过往的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到大学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把考卷做得尽量完美，GPA分数高，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好的前途。但AI的出现，让知识没有任何壁垒。人工智能再加上脑机接口技术，让人们可以把全世界的知识随时调用。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将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刷题考高分变成了一个伪命题，拼的不再是知识了，怎么办？”周利民认为，未来的新工科教育，可能是一种项目制学习。即学生通过实际项目来学习和解决问题，学会和团队共同攻克难关。
周利民认为，多学科融合是大势所趋，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接触的环境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环境，打破专业壁垒的边界，刻不容缓。
周利民称，南方科技大学探索出一种项目制的教学方法，希望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在团队中合作学习。在课程安排时，分别安排了综合课程项目，比如加工制造、电路、材料、机械和设计思维五门课程跨学科融合，希望学生在结课后，能够合作起来做一个项目。在评价体系上，他们取消了期末考试和期中考试，代之以每两周一次的考核，考核主体包括教授、助教、工程师和学生互评，考核维度涵盖知识点和多种能力点。
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罗远新也认为，传统的细分专业人才培养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需求。工科教育应培养出能够贯通人文思维、系统思维、科学思维、工程思维和商业思维的全栈式创新人才。
罗远新称，在工科教育上，重庆大学计划投入1000万元，聘请十几位工程师在校园内建设打样工厂。
西浦创业家学院（太仓）领导小组组长、创业与企业港代理院长张晓军在圆桌论坛环节上直言，AI时代，需要重新思考知识体系。他认为，当前高校的学生需要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探究。学校应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激发他们思考什么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的学习。与此同时，教师也需要改变传统的PPT课堂教学方式，深入项目现场，引导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学习，这对教师自身也是一次重大的转型和挑战。此外，学校需要与企业建立长期、可持续、共赢的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支持学生在实践中成长。但他也表示，如何让企业持续、深度地参与到教育中来，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我们经常面临的情况是，企业可能与我们合作一两年，大家关系友好。但合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意义不大，就会退出。”
“激动、人工智能、未来”，9月6日，在结束了2024 Inclusion·外滩大会当天的演讲后，美国硅谷创业教父、创业孵化器Founders Space创始人史蒂夫·霍夫曼（Steve Hoffman，以下简称霍夫曼）用这三个词表达了他的感受。
自201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史蒂夫·霍夫曼近年频繁来到中国，参加中国许多大型经济论坛和创业相关的峰会，为中国创业者进行创业培训。在过去这些年里，他观察到中国的创业群体正在发生变化，当前中国的创投界出现了一批年轻创业者，这批创业者毕业于全球顶尖院校，他认为这批创业者代表着未来，“我称之为精英创业者，他们拥有全球视野、了解中国的内部政策以及中国的商业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他们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未来巨大的商业机遇在哪里。”
他认为中国创业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巨大的消费市场、强大的制造业以及工程师红利，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优势进军全球市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企业创造了风靡全球的应用产品，在AI时代，中国企业仍然拥有巨大的机会。
以下是澎湃科技对话史蒂夫·霍夫曼：
澎湃科技：你最早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中国？
霍夫曼：我最早是2016年来中国，当时我在硅谷做完演讲，邀请人认为我表现得很好，所以请我来中国。2016年之前我对中国基本没有了解，也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和语言。过去这些年，我来过很多次中国，在中国与上千位的企业家合作过，也经常参加中国许多大型经济论坛和创业相关的峰会，为中国创业者提供培训。
2016年来到中国后，我对中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开始研究5000年的中国文化，我尝试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这让我大开眼界。我认为中国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有非常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的企业家也非常渴望能创业成功。
澎湃科技：当时有考虑在中国投资孵化器吗？
霍夫曼：最初，我并未想在中国投资或者将孵化器落地，但我来了之后，当时正值创业风潮盛行，中国政府提供了许多创业基金和各种帮助，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让我在中国和硅谷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所以我和我的中国伙伴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孵化器，而且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之后我们的孵化器陆续在很多城市落地。但后期因为疫情，我当时无法来到中国，最后只能暂停。
澎湃科技：2016年和现在相比，你觉得中国创业环境有变化吗？发生了哪些变化？
霍夫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非常天真，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如何建立好的企业，当时我在教他们一些最基础的创业的知识，譬如产品市场适合度、如何制订商业计划，设计商业模式，以及理解客户等，当时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不理解这些概念。
现在，我遇到的中国创业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了解新的技术，知道如何建立伟大的企业，因此我也不需要再去教基础的内容。现在我教的内容层次更高，比如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你的公司业务，如何利用新技术在不同的垂直市场寻找机会，以及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技术，它们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事业。
澎湃科技：在你的观察中，中国和海外的创业生态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霍夫曼：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硅谷会为创业者提供教育帮助，花很多时间教育他们如何创业，而且会提供很多指导性业务。中国的孵化器更多的是给创业者提供空间，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模式，目前我们在中国重点关注的就是创业者教育。
今年我们会有更多关于AI、电子教育、数码传播、创新策略传播等领域的创业培训项目。我们的课程不是免费的，是类似创业营这样的项目。
澎湃科技：将硅谷的孵化器模式引入中国，这个过程有哪些困难？
霍夫曼：最大的困难是费用和成本。因此我们除了会把一部分海外导师带到中国来，也会展开一些线上培训，同时也会在国内寻找一些资深且有资历的导师。
澎湃科技：如何看待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
霍夫曼：这些创业者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海外顶尖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这批创业者，他们知道硅谷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批年轻创业者，可以把这些想法带回中国。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创业者就是未来，我称他们为精英企业家。他们拥有全球视野、了解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商业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他们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未来巨大的商业机遇在哪里。
澎湃科技：在你看来，中国的大模型创业与美国和海外的大模型企业目前有何区别？
霍夫曼：美国的大语言模型有更多的数据和更强的处理能力，它们由最新的英伟达芯片驱动，资金雄厚，所以他们在大模型性能上领先于中国。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迎头赶上，但是没有人能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追赶上，但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非常努力地缩小中美大模型的差距，所以庞大的资本是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差距不一定在代码中，因为很多代码都是开源的，但差距主要是芯片技术。
澎湃科技：那中国大模型创业者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
霍夫曼：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在于中国拥有核心基础设施及供应链，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数据和政策，这些只有中国企业家才能真正利用。
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些从中国走向世界。我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我现在在中国和一个年轻的AI智能家电公司合作，这家公司创始人很年轻，她和丈夫一起开创了这份事业。她把供应链和工厂设在中国，但在美国开拓市场，如今她的产品在美国的细分市场销量占据第一。她很有创新精神，所以在中国从今天起建立一家全球化公司是完全可能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聪明。
澎湃科技：你认为在AI时代，最受欢迎的应用App会出现在中国吗？
霍夫曼：当然，中国一直有创新，这是世界第二大市场。中国会有更多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创造出具有全球化的商业公司。
澎湃科技：请你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科技创业者给些建议
霍夫曼：如果你是今天中国的创业者，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先看看每个人都在往哪里走，所有其他企业家都在往哪里走，以及所有风险资本的去向，然后你要去另一个方向，不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要寻找你自己的道路。你必须有独创性，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不要追逐金钱，追逐你的梦想，你就会成功。
·Meta已花费超过20亿美元开发AR眼镜。Meta现在计划推出第二代Orion，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面向消费者市场，价格可能与当前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相当。
·扎克伯格认为，智能眼镜的进化将是渐进的。首先，将有AI驱动的无显示屏智能眼镜，如Ray-Ban Meta。接着，会有带小型显示屏的眼镜，如即将推出的Hypernova，提供与Meta AI交互、发送短信等轻量级功能。Orion则代表了最终形态：具有足够计算能力的全功能增强现实眼镜，真正让用户可以将智能手机留在家里。
“智能眼镜将成为新的技术浪潮的载体，Orion正是这一愿景的体现。”9月26日，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接受科技媒体The Verge副主编亚历克斯·希思的专访时表示。当日早些时候，Meta在一年一度的Meta Connect发布会上公开了首款名为Orion的新型增强现实眼镜原型机，这可能也是史上最昂贵的AR眼镜。
扎克伯格透露，Meta已花费超过50亿美元开发AR眼镜。由于造价太贵，这款眼镜尚未公开销售，但扎克伯格透露，Meta现在计划推出第二代Orion，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面向消费者市场。
扎克伯格表示，Meta开发Orion已有近十年，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饱和，需要放眼于未来，寻找下一个计算平台。在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Meta总部，希思受邀亲自体验了Orion原型机。他表示，这款眼镜外观上几乎与普通眼镜无异，但实际上代表了扎克伯格在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计算平台上的数十亿美元赌注。
扎克伯格：AR眼镜将取代智能手机
多年来，扎克伯格与Meta一直在宣传能够将数字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即增强现实，AR）的眼镜，称其为未来终究会取代智能手机的新型设备。
Orion的核心是一款高端的面部计算设备。该设备多年来一直面临显示技术的挑战——通常笨重、发热、分辨率低或者视野范围有限。扎克伯格向希思表示，目前Orion的显示技术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它采用了Meta专门设计的Micro LED投影仪，通过镜片中的波导技术，将图像投射到用户眼前。镜片由碳化硅制成，而非塑料或玻璃。Meta选择碳化硅是因为其耐用、轻便、折射率极高，能让投影光线填满更多的视野。
扎克伯格设想，人们将主要以两种方式使用像Orion这样的增强现实眼镜：其一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叠加的数字信息与他人交流，他将这种方式称为“全息图”（holograms），例如用户可以与远方的朋友共享虚拟的乒乓球游戏，彻底改变交流方式；其二则是用眼镜与人工智能进行交互，能够让佩戴者共享视觉和听觉体验，实现所见即所感。他表示：“我原以为全息图会在人工智能之前实现，但有趣的是，人工智能实际上在全息图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大规模生产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可能。”
用户可以通过眼球追踪、手部追踪、语音以及神经腕带来控制眼镜。神经腕带类似没有屏幕的Fitbit手环，使用肌电图（EMG）技术解读手部手势的神经信号，并在毫秒内转化为输入指令。希思表示，虽然Orion无法读取用户的思想，但使用感受类似于这一过程。
The Verge副主编亚历克斯·希思试戴
在演示中，希思使用Orion上的Meta AI识别桌面上制作奶昔的原料。几秒钟内，眼镜准确地为各个原料标注标签，并在悬浮窗口中生成制作步骤。他还与扎克伯格一起玩了一款3D游戏，通过扫描二维码配对眼镜，使用手部追踪控制，体验非常流畅。希思强调，Orion并非虚幻的海市蜃楼，但也不是一款实际的产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消费版Orion或与手机价格相当
由于目前制造成本过高且工艺复杂，Meta决定暂不上市。根据Meta高管透露，每台Orion的制造成本约为1万美元（约7万人民币），其价格主要归因于碳化硅镜片的高制造难度和费用。当初设计Orion时，Meta预计这种材料会在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以降低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
扎克伯格表示：“它的表现可能比我们当初50%的预期要好得多，但我们并未在所有想要的方面达到目标。我们仍希望Orion更小、更亮、分辨率更高，且价格更实惠，然后再作为产品推出。我们对实现这些目标有清晰的路径。”
扎克伯格透露，Meta现在计划推出第二代Orion，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面向消费者市场。新一代产品将不再采用碳化硅镜片，视野可能略有缩小，但分辨率和亮度将提升，镜框厚度也将减少一半。高管们对成本守口如瓶，但表示价格可能与当前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相当。
Orion演示
扎克伯格认为，智能眼镜的进化将是渐进的，而非突然的。首先，将有AI驱动的无显示屏智能眼镜，如Ray-Ban Meta。接着，会有带小型显示屏的眼镜，如即将推出的Hypernova，提供与Meta AI交互、发送短信等轻量级功能。Orion则代表了最终形态：具有足够计算能力的全功能增强现实眼镜，真正让用户可以将智能手机留在家里。
他表示：“当你在十年后的某天醒来时，可能不再需要随身携带手机。手机仍将存在，但更多地扮演‘备用’或‘存储’的角色，被放在口袋、包中，乃至家中。相反，眼镜将逐渐崛起为我们进行计算与交互的主要媒介。”
扎克伯格：Orion将构建新的生态系统
扎克伯格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摆脱对智能手机的依赖。“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我们与移动平台的关系，”他说，“智能手机与 Facebook 和早期社交媒体的出现时间差不多，所以我们并未在这一平台转型中发挥任何作用。”
实际上，这意味着Meta长期受制于谷歌和苹果，这两家科技巨头控制着移动应用商店。而用户正是通过这些商店访问Meta的应用。苹果长期以来一直是扎克伯格的眼中钉。它曾暂时禁用Meta的内部应用程序，并发布了诸如“应用追踪透明度”提示等规定，导致Meta的广告业务一度受到重创。
Orion的研发投入可能超过50亿美元。Meta在智能眼镜项目上的预算规模实际上超过了VR和MR项目的预算。虽然Meta尚未能证明自己是一家主流的硬件公司。但扎克伯格坚信，Orion所展现的正是他深信不疑且持续看好的未来愿景，将引领数十亿人步入全新计算时代的平台。他表示：“随着这一平台的崛起，各类配套技术与服务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构建起一个围绕它而繁荣的生态系统。”
在希思看来，“在多年谈论将要打造的 AR 眼镜之后，Meta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SpaceX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的Starbase基地成功进行了星舰系统的第五次试飞，创造了太空探索的新里程碑。在这次试飞中，SpaceX不仅成功发射了星舰火箭，还首次在助推器返回过程中，利用被昵称为“筷子”的机械臂，在发射台上抓回了高达71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这一壮举标志着SpaceX在火箭完全可重复使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美国空军高级航空航天研究学院教授温迪·科布10月14日接受ABC News采访时表示，这一成功举措将使得“进入太空的成本将以天文数字的速度下降”。她解释说，历史上，大多数火箭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完成任务后即被抛弃。然而，新一代太空公司认识到，要让太空飞行更经济、更普及，关键在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
温迪·科布表示，“这枚比历史上的土星五号还大的火箭能够反复使用，将使得进入太空的成本以天文数字的速度下降。这将使各国和像SpaceX这样的公司更有能力实现探索火星等雄心勃勃的目标。”
据公开资料，土星五号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为阿波罗登月计划开发的超重型运载火箭，曾在1967年至1973年间成功将人类送上月球，其总重量在282.2万至296.5万公斤之间。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总重量达367.5万公斤，超过了土星五号的重量。
温迪·科布还表示，她期待看到星舰真正实现轨道飞行，“之前的两次测试，包括这次，都是亚轨道飞行，尚未完成绕地球一周的任务”。她进一步强调，“星舰能够多次绕地飞行并成功返回将是下一步的重要测试目标。同时，证明助推器能够反复、可靠地使用也是关键”。
星舰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在本次试飞以前，已进行了四次轨道试飞。2023年4月首次试飞时，火箭在第一、二级分离前爆炸。2023年11月第二次试飞时，火箭第一、二级成功分离，但随后助推器和飞船先后爆炸。2024年3月第三次试飞时，火箭第一、二级成功分离，但助推器在尝试着陆点火后意外解体，飞船再入大气层时失联。2024年6月第四次试飞时，火箭第一、二级成功分离，并分别按计划落入墨西哥湾和印度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