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里不是一个纯净、原始的地方。”
这一最新发表的研究，有悖人们的常识。
人们通常认为，微波炉里强大辐射足以杀死任何潜藏的细菌。
8月8日，西班牙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微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发表论文称，在微波炉里发现了多种耐极端环境的细菌，“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
反复的热冲击、电磁辐射和干燥筛选了具有高抗性的微生物。
这一发现，不仅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还将推进相关生物技术的应用，比如筛选工业生产中需要耐极端环境的细菌。
该论文的标题是《微波炉中的菌群:家用和实验室微波炉的生物多样性》（The microwave bacteriome: biodiversity of domestic and laboratory microwave ovens）。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来自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Valencia）的研究员曼纽尔·波尔卡（Manuel Porcar）。
研究人员分别从家庭厨房、公共空间如自助餐厅、生物学实验室的微波炉中分别取样进行检测。每个地方采样10台微波炉，一共30台。
“在家用微波炉中发现的菌种，如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肠球菌（Enterococcus）和气单胞菌（Aeromonas），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论文作者之一、研究人员丹尼尔·托伦特（Daniel Torrent）表示。
他同时指出，但与厨房表面的常见菌种相比，微波炉中的微生物没有增加额外的致病风险。
“我们建议居民和实验室人员定期用稀释的漂白剂溶液，或市场上销售的消毒喷雾对微波炉进行消毒。”
托伦特提醒，每次使用微波炉后，要及时用湿布擦拭内表面来去除任何溢出物等残留物，以防止细菌滋生。
此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共采集到来自25个细菌门的747个属。最常见的门是厚壁菌门（Firmicu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尤其是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
托伦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细菌对极端条件的耐受性，如高辐射，可以激发多种生物技术应用。其中之一可能是生物修复，例如实地（原位生物修复）或在受污染材料中（异位生物修复）净化放射性核素。”“它们也可以用于工业过程，如生物燃料或其他化学品的生产，以加强预处理过程，或作为需要极端条件的化学反应的生物催化剂。”
此外，托伦特表示，一些嗜极细菌（可以或需要在极端环境中生长繁殖的细菌）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抗病原和抗炎活性。“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研究，但是拥有具有这些特性的细菌可以极大地促进这些研究。”
附论文链接：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microbiology/articles/10.3389/fmicb.2024.1395751/full
·出海的核心是要本地化。我们现在的策略叫“一国一策”，很多地区国家实际上不像中国的单一大市场，是不互通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策略，有独立的市场方案和交易系统，以应对不互通的市场需求。
·尽管中东看似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市场，但实际上挑战重重。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中东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出海其实是个放大器，既可以放大成功，也可以放大失败。”
在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朗智能”）推出的商用服务机器人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从2020年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到2022年成立国际事业部。如今，擎朗智能服务机器人已遍布全球60余个国家，海外营收占该公司总营收的比例已经超过50%。
擎朗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通，受访者供图。、
日前，擎朗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通向澎湃科技（www.thepaper.cn）讲述了自己的出海故事，他坦言海外市场并非到处都是金矿，国内市场很卷，但海外市场竞争也非常残酷。“如果你能赚钱，出海可以赚得更多；但如果亏损，出海也可能亏得更惨。”选择小规模、有针对性的市场进行尝试，在李通看来是初探出海之路的企业较好的选择。
以下是李通的讲述：
“市场教育是早期最大的成本”
澎湃科技：为什么选择出海？
李通：出海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机器人企业的必选题，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出海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了，既是主动选择，也有被动的成分。主动是因为我们的愿景是希望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出海成功也能有更高的毛利；被动的原因是我们接到越来越多海外的客户因为人力严重的短缺咨询机器人业务，加速了我们出海的脚步。
澎湃科技：早期出海时服务机器人市场环境是怎样的？
李通：我们在创业初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把整个机器人行业所有细分方向都尝试了，最终选定了做服务机器人。最初我们认为工业机器人市场的需求较大，但后来发现，中国企业很难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做到领先，很容易成为跟随者，而不是技术领先者。
但服务机器人，我们和其他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2015年之前市场没有服务机器人这一行，我们相当于要开拓整个市场。早期，市场对服务机器人完全没有概念，比如国内餐饮行业，他们不知道餐饮和机器人的关联在哪里？为什么餐饮店要用机器人？市场教育是早期最大的成本。
澎湃科技：出海到国外市场相较于国内有哪些优势？
李通：国内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导致机器人的需求急剧攀升。但从项目发展来说，国外市场劳动力的服务成本更贵。比如日本、欧美服务基本以时薪为主，对机器人替代劳动的需求更高。我经常开玩笑地讲，我们不是机器人公司，我们是劳动外包公司，把机器人送到劳动力更贵的地方工作，让我们获得更高的利润。
中国拥有海量的服务应用场景、智造产业集群、规模化制造工厂、关键零部件和供应链中心，研发和生产制造成本都是显性优势。从服务机器人领域来看，中国商用服务机器人在全球赛道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推动产业升级，国家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使我们在这条赛道上更具优势，软硬件结合的模式更符合市场需求。
“出海的核心是要本地化”
澎湃科技：你们核心的优势在哪里？
李通：过去，中国的产品力对比当地产品约达80%，价格则是50%。如今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中国的产品力可达150%而价格仅为80%。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服务机器人全球化阶段。
另外，机器人的核心是算法，算法需要的是运行数据。我们有海量的场景，这些每天都在运行的机器人不断地产生新的数据会让算法精进和产品的稳定性会越来越强。
澎湃科技：不同国家对你们产品的需求有什么不一样？
李通：我们的产品终端价一般为当地劳动力成本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海外的市场服务也有提供租赁，我们为他们提供设备和服务，对标来看，机器人本质上是划算的，能给他们实现降本增效。
不同国家对产品的需求有所不同。比如，日本的店铺面积较小，机器人设计更紧凑；德国因啤酒文化对液体震动的要求更高。总体核心功能一致，但在细节上进行了本地化调整。
澎湃科技：你们是否考虑建立海外的总中心？
李通：会考虑。去年我们在日本的增速达到了240%。最初我们的市场策略是全面铺开，但后来逐渐聚焦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进行布局。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日本东京、韩国首尔、迪拜都有全资公司，在当地实现包括数据节点、业务、运营服务、供应链等。
出海的核心是要本地化。我们现在的策略叫“一国一策”，很多地区国家实际上不像中国的单一大市场，是不互通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策略，有独立的市场方案和交易系统，以应对不互通的市场需求。
“除了资金支持，人脉关系很重要”
澎湃科技：出海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李通：花了很多精力在产品认证上，我们做了60多个国家的相关知识产权认证；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新鲜事物，行业内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甚至参与了建设行业标准。新进市场在安全等各方面都有细节要求。我们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去做合规。
澎湃科技：这波企业出海也有亏损的，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
李通：很多企业亏损的原因在于高昂的市场教育成本，而不是进入市场的时间早晚。
在初期阶段市场教育特别花钱，需要不断地说服别人，随着后期市场渗透率提高，销售的成本就会降低。我们的海外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进行市场教育，这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
澎湃科技：你们出海后，产品规模化过程中会有压力吗？
李通：规模化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和市场拓展。我们通过在当地建立信任并拓展市场，实现规模化反而是资源整合的结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策略之一，比如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开拓市场，借助在海外有影响力的股东，帮助我们在当地市场建立信任、介绍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一直专注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十几年。看起来，似乎机器人行业的门槛并不高，但要真正做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不容易。这不是一个时髦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看到成果的，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化过程。科技创新需要时间，想要立刻规模化并形成产业链并不现实。
“中东投资人挑项目挑花了眼，吸引他们很难”
澎湃科技：出海有哪些失败的经历？
李通：在中东成为出海热门地区之前，我们算是比较早进入中东市场的。当时中国企业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合作对象，我们认为当时的市场机会很好，确实也拿到了不错的资金支持。中东更愿意投资在一些创新性、革命性的项目上。
尽管中东看似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市场，市场机会很大，但还是需要结合当地的经济人文特点。比如一开始，我们尝试在那边推行劳动替代型机器人，结果发现行不通。虽然那里很有钱，但大批的劳动力来源于其他周边国家，整体成本还是比使用机器人更划算，因此劳动替代这个思路不对。
如今再去中东争取类似的机会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中东市场的窗口期已经过去，现在吸引中东投资人的难度比以前大得多。
澎湃科技：对于其他科技企业或机器人企业出海，您有什么建议？
李通：出海需要量力而行，竞争非常残酷，挑战多得数不过来。出海其实是个放大器，既可以放大成功，也可以放大失败。如果你能赚钱，出海可以赚得更多；但如果亏损，出海也可能亏得更惨。所以，我们在出海过程中选择小规模、有针对性的市场进行尝试。总的来说，科技出海是大势所趋，但不能盲目扩张。
我们从十几年前开始做机器人，当时几乎没人相信能做出来。早期市场教育非常困难。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我们需要不断证明中国产品的可靠性。比如，在日本市场，即使我们有股东的加持，依然花了数年的时间去打开市场。这些都是极具挑战的过程，特别是要让像日本这样保守的市场接受我们的产品。
澎湃科技：你们未来的技术方向会是什么？
李通：我们正在研发更智能化和多功能的具身服务机器人产品，不仅局限于配送机器人，还有清洁、消杀等专用机器人。未来我们还会在通用性和专用性之间找到平衡，推动产品在不同场景中的普及。
技术迭代中对场景和数据的要求都非常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以具身智能为例，它最终的任务是产品的应用和推广。我们目前的策略是先在商用场景进行测试和推广，再逐步扩展到更多的场景中。就像个人电脑的普及历程一样，最初从大型机应用于商务，后来才逐渐进入大众市场。我们的产品迭代方向不仅包括AI技术的进一步应用，还涉及如何将这些服务型产品快速复制和推广到更多应用场景。
·“这项研究证明女性能够可靠地遵循暴露前预防的用药方案，并且lenacapavir能够在6月内保持足够高的水平，以预防感染。”
1981年，全球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国被发现，随后40多年里，科学研究成果为其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大量工具。如今，艾滋病已经可防可控。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疾病，HIV又分为HIV-1和HIV-2，HIV-1在国内外广泛流行，HIV-2在中国极为罕见。
2012年7月1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款用于预防HIV感染的药物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F/TDF），用于男男性行为的HIV-1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随后，关于这一药物能否推广到其他高风险人群（如顺性别女性，顺性别是与跨性别相对的概念，指自我性别感知与在出生时被指定的生理性别一致）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研究显示，在全世界每年新发的130万例HIV感染病例中，顺性别妇女约占一半。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4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扩大暴露前预防用药的人群至顺性别女性具有可行性。暴露前预防是指尚未感染HIV的人在发生易感染HIV的行为前服用特定抗病毒药物以预防HIV感染的方法。
这是一项在南非和乌干达进行的针对顺性别女性的PrEP大型随机对照试验（PURPOSE 1），参与者按2:2:1的比例，分别进行每年两次皮下注射的lenacapavir（来那卡帕韦）、每日口服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F/TAF）、每日口服恩曲他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F/TDF）。考虑到将安慰剂组纳入试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试验还包括筛选但未入组的人员，作为不接受PrEP的观察组。
试验结果显示，不接受PrEP的观察组中，HIV发病率与之前的估计一致，为每100人每年2.41例。三个干预组的参与者中，共有55例新发感染，其中lenacapavir组无感染，F/TAF组39例，F/TDF组16例，发病率分别为每100人每年0、2.02和1.69例。这样的疗效结果超过预定的停药标准，因此该试验提前停止。
过去有研究发现，暴露前预防药物效果的强弱与使用的剂量成正比，具体的效果取决于使用者的依从性（指患者的用药行为与治疗规定、医嘱一致）。PURPOSE 1的试验结果强调了坚持每日口服药物的挑战，当依从性低时，HIV-1感染的发生率与未作干预时的发生率一致。能够坚持每年注射两次lenacapavir的女性比例约为92%。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同期刊发的社论称，这项研究证明女性能够可靠地遵循暴露前预防的用药方案，并且lenacapavir能够在6月内保持足够高的水平，以预防感染。lenacapavir是由跨国药企吉利德科学（GILD.US）研发的一种长效HIV-1核衣壳抑制剂，可通过干扰HIV病毒衣壳蛋白的组装和拆卸发挥作用。当地时间2024年6月20日，吉利德科学在其官网公布了前述研究结果，因其100%预防HIV感染的效果，引发广泛关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配发的社论指出，该试验主要在南非开展，该国在2021年更新了PrEP指南，支持将PrEP用于HIV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包括青春期女孩、年轻女性以及男性同性恋者等。
据悉，南非的人口数据表明，符合HIV感染高风险人群标准的16至25岁的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约有450万，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另外还有75万南非人符合使用PrEP的条件。截至2021年，南非有超过525万符合使用PrEP条件的人，但仅有35万人（不到7%）曾获得过PrEP处方，持续使用的比例可能更低。“降低HIV感染率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识别高风险人群（特别是女性），使其参与进来，并提供易于获得、低门槛、低成本的有效PrEP方案。”文章写道。
该社论文章介绍，在非洲，年轻人使用PrEP的障碍包括社会污名、对副作用的担忧、长途旅行或等待预约时间、临床开放时间不便以及药物费用。以药物费用为例，在南非，F/TDF的年费用不到50美元，lenacapavir在美国的年费用约为43000美元，在南非使用lenacapavir的机会极为有限。“为了弥合目前PrEP的有效性和有效性之间的鸿沟，未来必须解决这些挑战。首先，被证明有效的PrEP药物应该在经济上为被研究国家的人群所接受。”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当地时间2024年7月22日发布的一份题为《当下的紧迫性：艾滋病处于十字路口（The Urgency of Now：AIDS at a Crossroads）》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23年，全球约有39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约有307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意味着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全球治疗覆盖率从2015年的47%升高到2023年的77%，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卫生成就。
根据这份报告，口服PrEP的人数也从2017年的20万上升到2023年的350万，不过仍远低于2025年2120万的全球目标。《报告》也关注到lenacapavir，其评论称，如果这种PrEP方案能够迅速而经济地提供给潜在用户，可能预示着艾滋病毒预防的突破。
《报告》提到，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接受一次口服预防治疗的人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亚洲和太平洋、东欧、中亚和拉丁美洲的进展要慢得多，这些地区大多数需要预防措施的人来自关键人群。对预防措施服务的认识、可接受性和可获得性有限是主要障碍，负担能力、法律和社会环境也是问题。
《报告》还提到，女性列举的停止口服PrEP的原因包括副作用和社交焦虑，例如对污名化、嘲笑和暴力的恐惧等。社会支持有助于更有效地使用PrEP。在南非东开普省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年轻女性将她们对PrEP的高度依从性归因于能够舒适地向家人、朋友或男友透露她们的PrEP使用情况。
“通过使PrEP正常化的活动，增加对PrEP的知识和接受度，有助于促进其使用的支持性社会环境。”《报告》建议各国采取更系统的方法，根据艾滋病毒发病率和行为风险，为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妇女提供优先服务。
虽然药物治疗已经显示出预防HIV感染的有效性，但最好的预防措施仍然是行为方式的改变。《报告》多次提到，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十分重要。
参考资料：
1.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e2408591
2.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407001
3.https://www.unaids.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asset/2024-unaids-global-aids-update_en.pdf
·“咖啡对减肥有适度的好处，但是别不切实际地期望喝很多咖啡能显著减少你的体重。”
·建议喝少糖少奶油的咖啡，“糖会增加热量，而咖啡传统上是不含热量的饮料。”
除了提神醒脑，人们现在还寄希望用咖啡来减肥。
据《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8月13日报道，自2024年年初以来，被称为“咖啡漏洞”（the coffee loophole）的节食趋势和食谱逐渐兴起，激发了人们对饮用咖啡（或咖啡因）减肥的新兴趣。
据悉，“咖啡漏洞”是指在一杯咖啡中加入家用香料或商业补充剂，以增强减肥效果。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混合物应该在饥饿感袭来后7秒钟内倒入。
咖啡真的能帮助减肥吗？《科学美国人》的答案是：适度饮用咖啡对减肥有适度的好处，但不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过量饮用咖啡会带来睡眠困难、焦虑等负面影响。
咖啡已经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象征。2024年5月，由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虹桥国际咖啡港、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共同发布的《2024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达到2654亿元，预计2024年将增至3133亿元。2016年至2023年，中国人均年消费咖啡数量从9杯增长至16.74杯。截至2024年3月，国内连锁咖啡门店共计52308家。
咖啡如何影响减肥
据《科学美国人》文章介绍，咖啡和咖啡因相关产品被认为是一种快速、简单的减肥方式，可能与咖啡促进消化系统运转的能力有关。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以加速结肠肌肉收缩，进而刺激排便。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它会增加尿液的分泌，导致人体内水的重量损失。这些影响在饮用咖啡后很快产生，但持续时间短暂，不能导致永久的减肥。
“然而，长期饮用咖啡似乎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文章写道，经常喝咖啡不会导致明显的体重减轻，但可以防止体重增加——虽然很微弱。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超过15万名参与者的喝咖啡习惯，发现调整其他生活方式变量后，喝不加糖的咖啡的人在四年时间里体重增加得更少。每喝一杯咖啡，体重增加比不喝咖啡的人少0.25磅（约0.113公斤）。
咖啡还与身体脂肪的少量减少有关。《科学美国人》文章提到，在一项研究中，一天喝四杯速溶咖啡的人脂肪量减少了4%，近六个月时间里，研究参与者的总体重也有部分减少。
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团队2019年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咖啡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刺激人体中的“棕色脂肪”。人体内的脂肪分为白色和棕色两种，白色脂肪主要用于储存能量，棕色脂肪可以促进糖消耗和白色脂肪而产生热量，增强其活跃度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和血脂水平。
咖啡的主要活性化合物是咖啡因，这种物质能够刺激食物诱导的产热——用于消化、吸收和储存食物中营养的能量。咖啡因可以通过提高新陈代谢率，增加这个热量。“然而，总的来说，这种能量的增加是很小的。”文章写道，一项短期研究显示，喝咖啡的人每天可能会多消耗80-150卡路里，相当于几块奥利奥饼干。但随着喝咖啡的时间增长，额外消耗的卡路里量会增加。
咖啡因还被认为能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具体来说，咖啡因能阻断与腺苷（一种触发睡意并促进放松的神经递质）结合的受体，导致心率加快和警觉性提高，这又会导致更多卡路里燃烧。它也能增加脂肪的氧化，即分解组织中储存的脂肪量以获取能量的过程。
除了咖啡因，咖啡中还含有几种多酚。多酚是可能影响体重的抗氧化剂。绿原酸是一种赋予咖啡苦味和香气的多酚，已被证明有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预防医学专业副教授玛丽莲·科内利斯（Marilyn Cornelis）解释说，人对食物的渴望可能与血糖的波动有关，因此更稳定的血糖可能有助于调节食欲。有证据表明，肠道能感知苦味化合物并调节食欲激素，减少食物摄入。
绿原酸还可能会影响控制食欲和饥饿感的激素。一项针对126名超重者的小型研究发现，咖啡对饱腹激素有调节作用；人们喝了饮料后吃得稍微少了一些，感觉更饱了。喝咖啡后，参与者的血清素（一种大脑化学物质，可以抑制食欲）水平较高，饥饿诱导激素（ghrelin）水平较低。这些影响在饮用含有更多绿原酸的咖啡混合物的人身上更强。“证据表明，咖啡可能会影响食欲和饥饿感，但因人而异。因此，喝咖啡来立即抑制饥饿感可能不是一个现实的期望。”《科学美国人》文章写道。
“咖啡对减肥有适度的好处，但是别不切实际地期望喝很多咖啡能显著减少你的体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营养系主任Frank Hu说。
注意咖啡的饮用量、类型
过去的研究表明，长期饮用咖啡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心脏病、认知功能的改善，甚至降低死亡率。“但仅仅为达到以上效果而增加咖啡摄入量，并不适合所有人。”《科学美国人》文章写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运动与营养科学教授罗布·范·达姆（Rob van Dam）说，每天摄入超过约400毫克的咖啡因，可能导致睡眠困难、压力增加和焦虑。（一杯浓缩咖啡约含60毫克咖啡因，具体取决于咖啡的大小和烘焙程度。）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在咖啡中添加糖、奶油等调味剂，但这些调味剂会抵消黑咖啡对减肥的益处。2023年9月，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研究人员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发表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咖啡饮用习惯及不同咖啡添加剂对长期增重的影响，发现每天多喝1杯不加糖的咖啡（无论是否含有咖啡因），4年后的体重会减少0.12千克。而喝咖啡时添加奶油或非乳制品咖啡增白剂会使个体体重分别增加0.03千克和0.02千克，但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多添加一茶匙（约4-5克）糖可使4年后的体重增加0.09千克。
科内利斯建议喝少糖少奶油的咖啡，“糖会增加热量，而咖啡传统上是不含热量的饮料。”
不同类型的咖啡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也不同。2022年发表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上的一项研究区分了无咖啡因咖啡（一种普通咖啡，在咖啡豆烘焙前已去除大部分咖啡因）、研磨咖啡和速溶咖啡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其表明，与不喝咖啡者相比，每天饮用0.5-3杯无咖啡因咖啡、3杯以上无咖啡因咖啡、0.5-3杯的研磨咖啡、3杯以上研磨咖啡分别可降低16%、17%、25%、49%的全因死亡率。此外，数据显示，每天饮用无咖啡因咖啡和研磨咖啡的人的多项心血管健康参数得到改善，但速溶咖啡没有类似效果。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团队2023年发表在《营养素》（Nutrients）的一项研究表明，饮用速溶咖啡会缩短端粒长度。较长的端粒意味着细胞具备更大的分裂潜力和更强的稳定性，较短的端粒则与细胞衰老、疾病风险增加相关。研究表明，每多喝一杯速溶咖啡，端粒长度与年龄相关的缩短为0.38岁，而过滤咖啡（手工冲泡的咖啡）与端粒长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参考资料：
1.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an-coffee-cause-weight-loss-by-affecting-appetite-and-digestion/
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9-45540-1
3.https://academic.oup.com/eurjpc/article/29/6/982/6512055?login=false
4.https://www.mdpi.com/2072-6643/15/6/1354
5.https://doi.org/10.1016/j.ajcnut.2023.09.023
作为联大决议的后续行动，9月3日至6日，中国和联合国在上海共同主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来自近4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本次培训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了开班式并讲话。
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在促进和支持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联合国大会已通过由中国提议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本次研讨班将有助于落实上述决议并推动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期待国际社会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共创全人类更加公平美好的未来。
古特雷斯积极评价中国在推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强调能力建设是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高度赞赏中国为推动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所作积极贡献。
在开班仪式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视频讲话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伴生诸多风险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远未真正从中受益，智能鸿沟和数字鸿沟叠加，进一步加剧各国间发展上的不平等。国际社会亟需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并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
马朝旭表示，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中方期待联合国未来峰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引领作用。
马朝旭指出，中方主张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推动公平普惠全球治理。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落实者，希望此次研讨班成为一次技术交流会、经验分享会和务实合作会。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3日在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提问时介绍了相关情况。毛宁表示，本次研讨班将通过专家授课、互动交流、参访调研等多种方式，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不断弥合智能鸿沟。
此次研讨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主办，上海市政府承办。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开班式并致辞。
甲虫犀金龟俗称“独角仙”。它拥有两对翅膀——一对厚实的鞘翅，作为前翅；和一对薄膜状的、可以像折纸一样折叠的后翅。
甲虫拥有昆虫界最复杂的振翅和收翼机制。
北京时间7月31日晚，一项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上的最新研究，揭开了甲虫“独角仙”犀金龟的振翅和收翼之谜，并启发了人们如何改进扑翼机。
相比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扑翼机具有飞行效率更高、隐蔽性强、机动性强、适应性强等优点。扑翼机的机翼能像鸟或昆虫的翅膀那样上下扑动，进行适时调整。
过去十年中，科学家们开发出模仿昆虫的多种扑翼机器人，但是，它们都无法像昆虫一样收翼——在碰撞或休息时，收起柔软而强韧的翅膀。这些机器人都使用完全伸展的扑翼。
来自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黄武潘（Hoang-Vu Phan）及其同事通过高速摄像机，拍摄犀金龟振翅和收翼过程，并进行分析。
他们将最新的发现应用在微型扑翼机的设计上，实现了100毫秒内快速关闭其机翼，同时允许其在各种频率下在一个拍打周期内释放机翼。
Hoang-Vu Phan向澎湃科技介绍，这种微小的扑翼机器人可用于人类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例如在倒塌建筑物中执行搜救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扑翼机器人可以在飞行后将脆弱的翅膀折叠存放在身体上，便于在狭窄的空间中移动，也降低了损坏的风险。它也可以帮助生物学家研究昆虫的飞行力学，探索森林中昆虫的野生行为。这是传统旋翼无人机无法实现的。
可以快速关闭机翼的微型扑翼机。
鸟类和蝙蝠因为拥有发达的胸肌等飞翔肌肉，能够在飞翔时伸展翼、翅，而在休息时，收起翼、翅，使之贴附身体。昆虫虽然也能这样振翅、收翼，但其细节机制一直是个谜。
甲虫犀金龟俗称“独角仙”。它拥有两对翅膀——一对厚实的鞘翅，作为前翅；和一对薄膜状的、可以像折纸一样折叠的后翅。
甲虫飞行时，需要先举起鞘翅，再展开相对“庞大”的后翅，并主要靠扇动后翅，来提供飞行动力，实现腾空、悬停等飞翔动作。停下来时，它的一对后翅能够折叠，藏在鞘翅底下。
Hoang-Vu Phan及其同事发现，甲虫展开翅膀需要经过两个过程，其中，其后翅动作的完成不需要肌肉控制。
他们发现，甲虫后翅的释放、展开是被动的，其折叠收起也是被动的。在没有鞘翅的情况下，其后翅会保持抬升状态。因此，在第一阶段，当甲虫打开鞘翅，它的后翅就会像弹簧一样，部分弹开，表现出欠阻尼弹簧-质量系统的特征。
研究人员发现，甲虫的后翅只有在开始拍打时才会展开。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甲虫拍打后翅的同时，后翅基部提升，翼尖展开，进入飞行状态。
而甲虫收起后翅，需要鞘翅的推动，用一个前缘推动另一前缘。为了验证这一点，Hoang-Vu Phan及其同事将甲虫的一个鞘翅去掉，发现甲虫在没有鞘翅的情况下无法缩回后翅。
此前，人们对于甲虫的后翅如何提升到飞行位置，并重新恢复折叠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有研究认为，甲虫的胸部肌肉驱动了其后翅基部运动，但缺乏支持这一理论的实验证据。而最新发表的研究证据显示，其后翅的释放与鞘翅有关，其折叠由鞘翅驱动。
受到前述观察结果的启发，Hoang-Vu Phan等研究人员制作了一个模仿甲虫翅膀被动展开与缩回的微型机器人，机器人成功地起飞并维持了飞行。
Hoang-Vu Phan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访中表示，该微型机器人机翼的“腋窝”处配备了弹性腱，替代甲虫的鞘翅，以促进其在100毫秒内快速关闭机翼。这不仅使机器人更像昆虫，而且让它们可以在起飞时被动展开翅膀，稳定地悬停，并在着陆时或飞行中发生碰撞时快速收翼，而无需额外的装置。
2024年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邓宏魁、张涛、李亚栋、孙斌勇。
8月16日，2024年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名单公布。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邓宏魁因开创了利用化学方法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改变细胞命运和状态方面的杰出工作获得“生命科学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清华大学教授李亚栋因对“单原子催化”的发展和应用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物质科学奖”；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斌勇因在李群表示论上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2016年，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奖励在中国内地（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做出杰出科学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2016年至今，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39位获奖者。
未来科学大奖目前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约720万元人民币（等值100万美元）。
2024未来科学大奖周将于10月30日-11月3日在香港举行。
生命科学奖获奖者邓宏魁：新方法诱导多能干细胞
邓宏魁，1963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1995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
邓宏魁在细胞重编程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06年，山中伸弥及其同事发现，通过四种转录因子将成纤维细胞转化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这一发现标志着再生医学的新时代。然而，转录因子过表达的方法很难精确操控重编程效果，并且可能导致随机的基因整合和潜在的致癌基因表达，从而限制了其应用。
邓宏魁率先发展了使用化学小分子将成纤维细胞转化为iPSC（化学诱导多能干细胞，即CiPSC）的方法。他证明了CiPSC可以成功用于产生具有生育能力的小鼠（2013），并揭示了产生CiPSC的分子途径（2015,2018）。邓宏魁还成功建立了人类CiPSC诱导技术（2022a，2023），并证明了由人类CiPSC衍生的胰岛可以改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糖尿病（2022b），显示出CiPSC的巨大临床潜力。
邓宏魁的原创性工作为细胞重编程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将对干细胞研究和再生医学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物质科学奖获奖者张涛、李亚栋：单原子催化
张涛，1963年生于中国陕西，1989年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李亚栋，1964年生于中国安徽，199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教授。
化学工业对现代社会的各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催化是当今化工产业的核心科技。开发高效催化剂和相应可行的合成方法是化学及化工学科最重要的研究目标之一。固相金属催化剂，通常是纳米颗粒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为了开发金属原子利用率最优且催化位点及模式均一的异相金属催化剂，自上世纪60年代起，探索将金属分散于载体表面以单个金属原子为异相催化中心的催化剂开发就时有文献报道，但是该领域一直未得到发展。究其原因，缺乏简易可行、广泛适用的单原子异相催化剂制备以及科学表征方法是制约该领域发展的关键因素。
张涛、李隽和刘景月于2011年报道了铂（Pt）以孤立金属单原子状态镶嵌于氧化铁（FeOx）中的异相催化剂。这项研究建立了以单原子铂为活性催化位点的简单易行的固相催化剂的合成与鉴定，并展示了该催化剂具有优越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张涛和合作者将此类催化剂所促成的催化功能命名为“单原子催化（Single-Atom Catalysis, SAC）”。他们继而展示了“单原子催化”可延伸至多种金属、载体和催化反应。这项里程碑式的原创性研究触发了“单原子催化”的爆发式发展，使其迅速成长为活跃的新兴催化研究领域。
李亚栋和合作者们系统性地开发了可设计、可控且具有普适性的单原子催化剂的合成方法。这些方法可提供形貌和络合环境确定的单原子催化剂。这些方法促成了具有高载量中心金属和均一微观结构的单原子催化剂的大规模合成，为此类催化剂应用于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些方法被广泛用于具有各种功能的催化剂合成，从而推动了单原子催化在化工、材料、能源和环境等领域的发展，使其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张涛和李亚栋的开创性工作为认知异相金属催化剂的活性位点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在原子精度上调控固相催化剂提供了有效途径。他们所引领的单原子催化研究已成为异相催化最前沿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已促使氯乙烯、乙酸、丙醇等大宗化学品绿色环保又高效节能的工业化生产，从而显示了单原子催化助力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获奖者孙斌勇：李群表示论
孙斌勇，197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于2004年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现为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孙斌勇在李群表示论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特别是在典型群单重性定理、θ对应理论以及Rankin-Selberg卷积中的非零假设等方向。
李群表示论是现代数学的基础之一。它起源于物理学，是朗兰兹纲领的基础，对数论中包括费马大定理证明在内的许多关键进展至关重要。
孙斌勇的第一个贡献在于建立典型李群表示的单重性质。在紧致情形下，这一问题最初由E. Cartan和H. Weyl研究。孙斌勇与合作者朱程波将其推广到非紧致情形，并将其归结为不变分布的研究。他们的创新方法解决了这一长期猜想，奠定了典型李群的相对表示论基础，并为Gan-Gross-Prasad的基本猜想提供了重要证据。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在于θ对应理论，这是研究不同群之间自守形式的重要方法之一。孙斌勇和朱程波证明了由Kudla和Rallis在1990年代提出的关于某些塔中θ提升首次非零的详细信息的猜想，显著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孙斌勇的第三个重要成就是证明了Rankin-Selberg卷积中上同调测试向量的周期积分不为零。这一结果最初由Kazhdan和Mazur在1970年代提出，孙斌勇的工作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证明了其非零性并进行了具体计算，解决了该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
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的中国入选遗产地。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四川省自贡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各有一地入选第二批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
9月3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主办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国际地科联）国际地质遗迹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建平宣布了上述消息。
“最高”科学相关性、“非凡”地质要素过程的“关键”地点、可作为“全球”参考、独一无二、“最佳”代表，并/或对历史上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是国际地科联遗产地的筛选标准。
地质遗产是真实记录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是地质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野外基地。
第二批具体的中国入选遗产地分别是：《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内蒙古）、《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四川）和《桂林喀斯特》（广西）。它们涉及了古生物学、地貌和地质活动过程等领域。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芸、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伟海等三家地质遗产地提案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地质遗产地的情况。
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在8月25日至31日于韩国釜山召开的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公布。
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地科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地球科学团体，目前入会的国家和地区有121个，代表着全球100多万名地质科学家。它也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合作伙伴。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2年10月，全球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公布，首批入选的7个中国地质遗产地分别是：珠峰奥陶纪岩石、浙江长兴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和“金钉子”、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云南石林喀斯特、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泊。
附全球第二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中的中国入选遗产地：
其中，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的编号是134；
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的编号是137；
桂林喀斯特的编号是190。
1、“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火山灰保存下的精美热带成煤沼泽森林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是地史时期成煤森林的特异埋藏记录，也被称作“植物庞贝城”。
该成煤森林在生长时被倾泻而下的火山灰保存在现今的内蒙古乌达煤田两个煤层之间。火山灰内的高精度锆石定年结果表明，这个成煤森林的年龄为距今298.34±0.09百万年，与石炭-二叠纪之间的界线年龄十分接近，是已报道的最早的二叠纪成煤森林。
植物的各个部位以异常完整的形态被保存下来，部分结构矿化保留了植物内部的解剖特征。植物群由七大类植物构成，即石松类、有节类、蕨类、前裸子植物、种子蕨类、早期裸子植物和苏铁类植物，具备了现代植被类群中除被子植物以外的各大类群。许多化石还记录了昆虫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取食）以及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攀爬），保存了地史时期热带雨林群落及其中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细节。这一独特的“二叠纪成煤森林”提供了窥探晚古生代的地球生态窗口，被《Science》杂志以《火山灰中浮现远古陆地：被埋在煤层中的“植物庞贝”为二叠纪时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气候提供了新的解析》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有着大量重建的化石植物，是真实重建的成煤森林景观，为了解地史时期群落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乌达二叠纪植被化石产地首次发现于1998年，但直到2003年才被识别出是火山成因。随后，由来自英国、美国、捷克、德国和中国的约30名专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累计发表了60多篇关于其分类学、生态学和地质学的论文，对其深度研究仍在继续。
截至目前的调查研究，乌海“植物庞贝城”现已囊括了5项世界之最：最大面积的远古森林实践复原、最丰富的同期成煤植物群化石标本收藏、最古老的苏铁植物、最丰富的瓢叶目植物群落，最多的化石植物整体重建，因而为古生物演化生命树增添了大量的新物种。
2、“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最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址，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
四川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位于四川盆地的自流井背斜的东北端。四川盆地是中国南部上扬子地台著名的红色盆地，表面出露有一套晚三叠世至早白垩世的陆相地层。含有恐龙化石的地层厚约180米，为中侏罗世下沙溪庙组，由湖泊和河流碎屑沉积组成，主要为紫红色泥岩，夹黄灰色或灰绿色中至细粒长石石英砂岩或长石岩屑砂岩。恐龙化石集中在3-5米厚的灰绿色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中，分布于下沙溪庙组的下部。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掘出200多具恐龙和其他脊椎类动物化石。其中，已鉴定出26属29种，包括蜥脚类、基干新鸟臀类、剑龙类、鱼类、两栖类、龟类、鳄类、蛇颈龙类、翼龙类和兽孔目类，由此组成了中侏罗世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落。
这里有最为密集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这里也是高度多样化的脊椎类动物群。除了身为蜀龙动物群的类型产地，许多基干类群，如真蜥脚类恐龙——李氏蜀龙，大鼻龙类——董氏大山铺龙，剑龙类——太白华阳龙，新鸟臀龙类——劳氏灵龙等，都是各自类别的典型代表。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恐龙骨骼结构，如蜥脚类恐龙的尾锤，剑龙的肩棘等，对于推断恐龙的行为至关重要。大山铺恐龙化石遗址填补了恐龙进化史上的某些空白，并为从各个方面研究恐龙及与其他脊椎类动物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占地约7万平方米，于1972年首次发现。此后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亚洲和国内首个专题恐龙博物馆。国内外的科学家对遗址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已出版专著10余部，特刊5期，科普专著5部以上，学术论文100余篇。
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已于2008年入选自贡世界地质公园。
3、“桂林喀斯特”——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范
广西桂林喀斯特位于南岭构造带中部，上泥盆系至下石炭系灰岩地区，灰岩地层厚达3000米，以秀美漓江及其支流周边的塔状及锥状岩溶地貌为主要特征，同时发育有许多洞穴。受古生代构造运动的影响，桂林喀斯特由背斜和向斜组成，形成了独特的岩溶发育盆地。
厚层碳酸盐岩、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充沛的降雨，共同促进了强烈的岩溶发育。第四纪以来，该地区的差异性构造抬升塑造了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主要形成两种岩溶地貌：塔状岩溶和锥状岩溶。塔状岩溶或“地表流岩溶”在低地占主导地位，外源水汇入产生侧向侵蚀。
而锥状岩溶或“垂直渗透岩溶”发生在地势较高处，地下水位较深，降水入渗产生垂向侵蚀。“桂林模式”是这种岩溶动态发育过程的典型代表，展示了岩溶特征的不断发展和演化。不同于抬升较快的云贵高原，桂林地区地层稳定，构造抬升相对缓慢，增强了其科学意义，使其成为全球岩溶研究的重要参考。
桂林喀斯特是大陆型塔状岩溶（峰林）的典型代表，是华南地区岩溶演化末期的地貌展现。它位于外源水盆地中，其地质背景塑造了独特的岩溶发育，使其成为开展岩溶过程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代表区域。“桂林模式”展现了峰林和峰丛岩溶形态的共存和相互作用，具有国际科学意义。
对桂林岩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徐霞客探索了88个洞穴，创造了“峰林”和“峰丛”两个术语。当代研究侧重于进一步了解岩溶动力学，建立“峰丛”和“峰林”同时演化模型，以及其影响中国绘画和诗歌的美学价值。
桂林岩溶已于2007年入选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记者30日获悉，“谛听”地震波大模型日前在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发布，将于2024年底公测。据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亿级参数量的专业地震数据处理大模型。
发布会现场 红星新闻 图
2023年9月，由成都产业集团、成都天投集团联合运营的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建“地震大模型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随后，中心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一同合作，启动“谛听”地震波大模型的训练。同时，大模型依托的“谛听”地震学数据集也落户该实验室。此数据集是国内首个，同时也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最多样本类型、标注最为全面的地震学专业AI训练数据集之一。
成都数据集团党委副书记、超算运营公司董事长郭黎表示，“谛听”系列地震波大模型已有阶段性成果，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个亿级参数量的地震波大模型并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同时，十亿参数量级的版本预计2024年8月完成预训练，将进一步为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谛听”如何为防震减灾事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谛听’大模型依托中国地震观测网的海量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已显著提升地震信号识别的准确率和速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石认为，长期来看，地震学是一门观测科学，重大的突破往往来自对观测数据的深刻理解。目前，传统方法和中小模型均无法充分利用千、万TB（百万兆字节）级别的地震观测数据，而这些数据蕴含许多重要的地震学问题，只有大模型才能深入挖掘这些“宝藏”。短期来看，“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将应用于地震信号识别、地震活动监测、大地震快速响应等领域。
“‘谛听’地震波大模型的发布对于突破中小地震波模型性能瓶颈、提高地震大数据智能处理能力和信息挖掘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建波表示，中心的算力支持是“谛听”地震波大模型得以开发的基础，相比过去的地震波小模型，“谛听”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量和参数量都增加了两个量级以上，因此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大幅增长。为此，中心采用国内先进技术为大模型开发提供支撑，同时在研发过程中为科研团队的代码运行效率优化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使得“谛听”的研发过程更加顺畅高效。未来，该模型的应用场景还有望延伸到矿震监测、页岩气开采、城市地下空间结构探测、海底地震监测等多个领域。
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最新论文，揭开疑似生物大灭绝事件“罪魁祸首”希克苏鲁伯陨石的来源和性质。
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研究人员评估了从白垩纪-古近纪界线（K-Pg）采集的样品，确定6600万年前导致大规模灭绝的小行星的起源和组成，揭示了它是来自木星以外的罕见的碳质小行星。
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过去5.41亿年中其他五次小行星撞击事件中的陨石来自太阳系内部形成的S-型小行星，都为非碳质陨石。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决关于希克苏鲁伯陨石性质的长期争论，重塑我们对地球历史以及与地球相撞的外星岩石的理解。
论文的通讯作者、德国科隆大学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博士表示：“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将是研究更早的小行星撞击事件中的钌同位素特征，这些事件可能是白垩纪-古近纪（K-Pg）界线出现之前发生的大灭绝事件的原因。”
生物大灭绝事件
在漫长的历史中，地球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
最近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发生在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界线，导致地球上大约60%的物种丧失，包括非禽类恐龙。
希克苏鲁伯陨石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在现在的墨西哥湾与地球相撞，被认为在这次灭绝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希克苏鲁伯陨石撞击和同时期的德干玄武岩泛流喷发，谁才是灭绝的“罪魁祸首”？或者两者都促成了灭绝？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Mario Fischer-Gödde）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当一次大规模灭绝发生时，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这很可能不是巧合。”
白垩纪-古近纪（K-Pg）界线黏土层中含有较高的铂族元素（PGE）浓度。这些元素在地壳岩石中十分罕见，但在某些类型的小行星中含量较高。
在以往研究中，PGE数据指明了希克苏鲁伯陨石是一颗小行星，其成分类似于球粒状陨石。但是，关于希克苏鲁伯陨石的性质——它的组成和外星起源——人们知之甚少。
铂族元素识别地外陨石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及其同事利用钌（Ru）——一种铂族元素——的同位素构成来研究地外撞击物的本质。为了进行比较，除了分析K-Pg界线的样本以外，他们还分析了来自过去5.41亿年中其他五次小行星撞击的样本、来自太古宙时期（3.5-3.2亿年前）与撞击有关的球粒层的样本，以及来自两块碳质陨石的样本。
之所以选择钌，是因为它在不同的陨石类型之间表现出差异，而这些陨石群的钌同位素组成也与地球不同，因此钌可以用来确定撞击岩中地外成分的来源。
陨石的钌同位素特征随其母体小行星在太阳系早期形成时的日心距离（与太阳的距离）而变化。根据各种元素同位素组成的差异，可将陨石分为两大类：碳质球粒（CC）陨石，以及非碳质（NC）陨石。相比之下，碳质球粒陨石来自碳质（C-型）小行星，它们形成于更大的日心距离，即木星轨道之外。非碳质陨石中很多是硅质（S-型）小行星的碎片，形成于太阳系内部。
马里奥·费舍尔-戈德及其同事发现，产生K-Pg界线的希克苏鲁伯陨石以及年代更久远的太古宙球粒层样本都具有不同于地球的钌同位素组成，并与碳质球粒陨石的钌同位素组成重叠。这意味着希克苏鲁伯陨石来自具有碳质球粒成分的天体，表明其起源于外太阳系。而对于太古宙球粒层来说，碳质球粒成分可能来自在地球作为行星积吸的最后阶段撞击地球的含碳小行星物质。
这排除了白垩纪-古近纪界线黏土层中铂族元素升高源于德干大火成岩省火山喷发的可能性，以及前人提出的希克苏鲁伯陨石的彗星起源的可能性。
